时间都知道

热爱坚持一相逢，便创造奇迹无数。

1月初，新一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两位工人—洪家光、黄金娟名列其中。

领奖那天，在一众科技工作者中，身穿工装的洪家光格外显眼，一位学者轻轻地拍他的肩膀问道：“你是一线工人？”

当得到洪家光肯定的回答后，对方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向他竖起大拇指。

可以想见，这惊讶的表情和竖起大拇指的动作背后，有对工人也能领取国家科技大奖的讶异，也有对一线工人站上国家科技大奖领奖台的钦佩。而这，恰是当下社会对工人群体评价最微妙的再现。

事实上，从200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中，首次为工人农民科技创新打开获奖通道，12年来，经全国总工会推荐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线工人，已经有15位。这一期的《中国工人》，在报道梳理这些摘“星”人时发现，尽管他们身处不同专业领域，但在技术精进之路上，却有着相同的执著。

洪家光，从进厂的第一天起，就和厂里金刚滚石轮加工这个“独苗工种”较上了劲。一旦有了机会，他不眠不休，只用了短短10多天，就把别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掌握的技术攻破了。

黄金娟，在全世界都靠人工检定电表的时候，“异想天开”地提出智能检定的概念，并用3年的时间，“死磕”难题，最终啃下这项在国际上都还未有先例可循的技术。

往回追溯，王洪军、杨建华、代旭升、赵林源、王康健、许杏桃、李斌、郭晋龙、高森、田明、王进、白伟东、朱洪斌……一个个早已大名在外的大国工匠名字，赫然在列。

果然，能担得起大国工匠之称的人，个个身怀绝技。然而，即便是“天生大才”也不可能省了日积月累、渐悟顿悟的过程。在一朝之间“花香四溢”“巧夺天工”，终要靠“面壁十年”“铁杵成针”的“修炼”。当热爱与坚持相遇，即使身为工人，也能够一天天将自己打磨成工匠的样子，摘取那些曾经仰望的星，让自己也成为闪耀之星。

人生是自己书写的一本书。打开扉页，每个人的开始都大相径庭，哪位从“工人”开始一步步修炼到“工匠”的人，不曾有过凡人一样的迷惘，却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拒绝平庸。

有这样一则故事—

炎炎烈日，一处建筑工地上，三个年轻人正在砌一堵墙。过路的人好奇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抱怨地说：“没看见吗？我们在砌墙。”

第二个人平静地说：“我们在盖一幢高楼。”

第三个人快乐地哼着歌曲，笑容灿烂：“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城市。”

10年后，第一个人依然在另一个工地上砌墙；第二个人成为设计楼房图纸的工程师；至于第三个人，他已经管理着这座城市最大的建筑公司……

你瞧，有梦想的人，人生何处不显峰，就像那些摘“星”的工人师傅们！

又是一年春来早。

三月，全国两会如期召开。

红色，是三月的颜色—广场上飘扬的红色旗帜，大会堂里红色的五星穹顶、红色的丝绒幕布，红色的代表证……

火热，是三月的主题—庄严的会场，激越的小组讨论；追逐的记者，被围采的代表委员……

10年前，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初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舞台”。在广场上，在红色的五星穹顶下，在团组讨论会上，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发声，都成为那个春天里最被关注的焦点。仿佛有一束追光，始终紧紧跟随，只是为了听清一个庞大群体的所有声音。

此后，从0到3，从3到31，再到今年最新的数字45。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身份代表人数变化的背后，是一个关乎2.8171亿人的庞大群体的利益表达。随着这一数字不断增长，那束依旧会亮起的追光下，相信这一群体权益的表达会更加从容。

10多年来，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农民工代表们早已学会了如何通过权力机构表达群体利益。随着群体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民工代表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逐渐畅通，新一代农民工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10年前的朱雪芹还会青涩地躲避记者，那么，早已参与到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余雪琴代表，就显得更为成熟而从容。不同个体身上的细节变化，恰恰是一个时代不断进步的绝佳缩影。

说到从容，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已经4年的李超，从最初获得荣誉时的惴惴不安到如今能够淡定面对掌声鲜花，却依旧保持着温和又不失力量的一面。只因初心不失，坚持着一个工人的本分—将技术看作立身之本，视创新为一辈子的追求。

三月，也是女性之月。

本期杂志，我们关注二孩时代职场女性的生育焦虑。妈妈们吐槽生活中琐碎缠身、职场里升职的无奈、身份切换间如何狼狈，这些都是女性的现实困境。然而，生还是不生，难道只是个体选择吗？

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12.43‰这一人口出生率，竟然比日本还低。更有专家预测，今年将迎来人口塌陷式下滑。出生人口一旦雪崩，“生”与“升”的焦虑，就绝不会只是个体焦虑了。从这个角度考虑，如何善待女性，为她们的生育减轻负担，已经刻不容缓，因为，它事关民族未来。

三月，意见建议声音主张在充分释放，振奋欣喜自信期待积聚着能量。

三月，天如此蓝，风也轻暖起来，百花次第开放，美好的季节不可辜负。

无论你是谁，在哪里，正如诗中所言，“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人都可以平凡着，却闪耀着。

“我们4月报道一下张国华吧。”

“他是？”

“做帘子布的大工匠。”

“帘子布？是窗帘吗？”

“不不不，没有那么简单。”

选题会时，编辑第一次向我介绍张国华和他所从事的岗位—卷绕工。这个工种每天都在与尼龙66工业丝打交道，这种工业丝可以制成浸胶帘子布，成为汽车、飞机轮胎的骨架材料，有的则会成为神舟系列飞船返回舱降落伞的主要材料。

瞧，工匠手里翻飞的手艺技艺，还能为多少我们意想不到的重要领域提供基础性支撑，这显然超出了我的一般性常识。

常识与无知，并不是绝对反义词。你的常识或许就是我的无知。无知并不可怕，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

生活中，很多时候的无知并不表现为拒绝获取，而是不求甚解带来的知识碎片，进而形成认识上的不足或偏见。比如，偶有不了解工会的人，会在我面前将工会的职能简单地与“发福利”等同。

诚然，福利很重要，事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也是职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捍卫”职工福利并就此屡屡发声，受到职工如潮赞许，恰为最好说明。但工会的职能不单单囿于“发福利”，这种偏见的形成，正是发问者碎片式见闻与不求甚解后形成的一种认识偏见。

以此次《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出台为例，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京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直言，“全总深度参与了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措施的研究制定过程”。“深度参与”四个字背后，包含着工会人与广大一线职工的无数次面对面恳谈，深入企业的细致调研和专业研讨，以及与相关部委交换意见、协商协调，其中细节，正是工会深度源头参与的生动例证。

再比如，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改的声音一度占据舆论主流，理由大多认为现行法律造成了“企业负担过重”和“用工不够灵活”。两会前夕，有记者追问《劳动合同法》什么时候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的回答值得玩味—“用人单位解聘人方便就是灵活？这种考虑是片面的，有关部门跟工会之间相互看法不一致，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你瞧，理不在声高，工会代表广大职工持有的态度和意见一直被党政看重和认真对待。

黑格尔说过，所谓常识，往往不过是时代的偏见。要超越这个时代的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阅读当然不止书本，还有人生的见识广博。曾经的记者曾鹏宇，17年遇见过34次死亡。那些逝去生命教会给他的事，相信在你我读完那些逝去生命的故事后，也一定可以体味到些什么。

5月，劳动是最鲜亮的主题，第六季《大国工匠》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位位大国工匠的故事被更多人熟悉。

这一季，《大国工匠》节目以“创造力”为主题，选取的大国工匠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特点：高技能、富有创造力，也拥有扎实的创新成果。比如，洪家光、黄金娟，都是最新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他们，也在《中国工人》的报道中出现过。

所谓创造力，指的是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

如何激发创造力，专家们的观点就众说纷纭乃至大相径庭了。

有研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企业为创造力提供的激励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创新。但丰田公司却声称，每年大约70%的想法和建议都是员工提出的，员工的创造力比估计的要多得多。

有人沮丧地说，最伟大的创新，是沾了一种难以定义的“仙”光，你没法把它放进表格里来研究投资回报率。但更多的企业和国家，还是对创新创造之路始终孜孜以求。

尽管在学术研究领域，可以观点各有不同，但从众多大国工匠成长成才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同的因素。比如说，个体肯钻研、爱动脑、不服输的品质，与所在组织对员工岗位创新的支持鼓励环境相遇，最终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事实上，任何一位技术工人最后能够被称为大国工匠，哪个不是经历了10多年乃至20几年的积累。而所在企业对个体员工的支持投入，也有一段漫长的时间。

本期《中国工人》报道的大国工匠洪家光，工作20年，完成了200多项技术革新，这样的成绩让他拥有了“小车工也能攀登世界高峰”的自豪；大国工匠孙丽，从事机械设计24年，经她之手设计出的4000吨级履带起重机被称为“世界第一吊”。

套用当下流行概念，这就是大国工匠养成系实例。比起偶像养成类综艺的火爆，对于正在聚焦中国制造2025的我们来说，则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耐心和投入，去养成一个又一个大国工匠。

与大国工匠们用时光熬出的伟大相比，那些搭建起工业体系最厚重部分的上亿中下层普通技术工人，还需要更多政策照拂。尽管《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3月正式印发，但在我们最新的采访中，依然有一线工人直言：“好政策还要让我们尽快享受到。”

除了政策落实还需要各级、各部门的步伐再快点之外，在生活压力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面看，正视一个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当我们还在为大国工匠而骄傲时，一个现实的尴尬或许将长久存在，那就是—以后谁来当工人？

5月，有关劳动的讨论正当其时。各地也在纷纷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们走进校园与孩子们近距离接触。

面对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希望大国工匠们的故事能够在幼小的心中种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今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怀有一颗去制造美好，去创造未来的奋斗之心。

与之相应，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正视一点，以荣誉为牵引，以兴趣为驱动，在鼓励孩子加入工匠队伍的价值引领之外，还需要将真正的平等、尊重、体面、光荣，落实体现在一位又一位技术工人的个体生活感受之中。唯其如此，创造一代，未来可期。

5月初，在大连金普新区举办的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中，大国工匠方文墨与职业技工院校的学生们之间的问答环节，让人感触很多。

一个学生问：“您平时那么忙，怎么能看完400本专业书？”

方文墨答：“我每天就睡5个小时，到现在连网购都不会，更不会玩游戏，微信也就去年刚装。”

另一个学生问：“您练功的时候，有没有过枯燥乏味的感觉？”

方文墨答：“没有感觉枯燥过，因为我喜爱。每一次训练中，零点零零几毫米的提高，都是很快乐的事情。”

简单的回答里，传递出两个信号：专注与热爱。

在手艺人傅军民那里，热爱的表现是，拧着劲儿要把景泰蓝食盒做成不掐丝工艺，最终耗时800多天；一把玫瑰椅设计几个月，打磨七八个版本；一张桌子上漆100次，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

这样的傅军民，连他自己都在反思“是不是过于理想了”，但下一次，他还会忍不住在朋友圈里吐槽那些在工艺上“糊弄”的同行。

不管从事工业生产还是传统家具制造，方文墨和傅军民本质上都是“手艺人”，也是“守艺人”。外界对他们所无法理解的部分，恰是当下最为稀缺的东西。譬如甲之枯燥方文墨之快乐；乙之性价比傅军民之没法糊弄。只是傅军民偶尔的自我怀疑，让他少了一点从容笃定，在坚守匠心的过程中，便少了那么一点纯粹的快乐。

诚然，当下有太多诱惑太多途径，让人可以快速获取快乐。也会因名望、地位、回报的比较之心，让人产生迷茫。这样的动摇，其实再正常不过，这种内心的徘徊，也正是一个人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整个5月，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就像学生们对方文墨的提问一样，也会有很多学生向大国工匠们提出相似的问题，这不正是青春少年对真实自我的一次追问嘛。但愿，孩子们能够早日找到真实的自我，在热爱的驱动下，笃定前行，变成自己想成为的人。

最后，用马德老师的一段话结尾：

我慢慢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

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它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实现呢？

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静坐听雨，雪中听琴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

眼下，各种劳动和技能竞赛如火如荼。选手们为职业荣誉而战，总会有人脱颖而出，也总会有更多的人埋下不屈的种子，卧薪尝胆，为了来年再战。

技能竞赛就像劳动者的运动会，通过不同级别大赛的层层选拔，技能高超者终将站上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奖台，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

每一位富有理想的技术工人，都要走上这样的奋斗之路。一位又一位平凡者的故事，汇聚而成的是平凡者的史诗。一位又一位技能顶尖的“做工的人”，共同构成的是中国工业的强大基石。

在每个人的记忆里，一次职场中的光荣绽放，足以构成人生最宝贵的回忆。那么，对于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来说呢？

幽深巷弄与高楼林立交错，历史印痕和时尚潮流遥望，那些在时间长河里留下过巍峨背影的风流巨匠，无意间拨动过历史齿轮的无名之辈，都是一座城市不可磨灭的记忆。

酷暑之时，《中国工人》的采访组走访了三座与劳模记忆有关的城市。

上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摇篮之城，70载大江大海的巨变之中，劳动者书写的历史，以不同方式镶嵌在6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走访徐虎，为他个人经历与时代变化间的比照而感叹，更为坚信“徐虎精神”永远都会是高高飘扬的劳动旗帜。我们走访包起帆，为他愈老弥坚的持续创新惊叹，同时也更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总能引领历史的原因所在。

沈阳，带着东北风云浓厚印记的城市，不仅是“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更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有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如此强大的工业环境，滋养诞生了一位又一位名震中国的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无边界的新工业革命步伐不可阻挡，“东方鲁尔”也需要一次华丽蜕变。这一切，都离不开匠人匠心的点滴铸就。

北戴河，中国最特别的海滨小城，海浪沙滩，帆影绰绰，渔人晚归，惬意处处。这座小城与政治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1898年，清政府宣布北戴河“准允中外人士相杂居住”，政要显贵出入成为寻常。直到新中国成立，工会组织劳模海滨休养，才让这个北方避暑胜地有了更多平凡又绝不普通的“人民”到来。尤其是诸多工人疗养院临海而建，接待了千千万万的一线工人，留下了一个国家对劳动至高敬意最生动的画面。

一座城的生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劳付出。一座城的记忆中，理应有劳模的重要位置。我们撷取的上海、沈阳和北戴河，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劳模记忆、劳动记忆的生动缩影。更多的劳模街、劳模墙、劳模馆和劳模公园，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处的城市里传递着“劳动光荣”信仰，这不仅仅是记忆，也是活的历史。

时光如风，记忆如岩。

今天每一位劳动者为城市添加的砖瓦，都会是城市明日之骄傲。

为劳动者树碑，为劳模立传，所谓精神，便是如此传承。

这些永不磨灭的记忆里，每个人虽不过是沧海一粟，汇聚起来却是一个国家的荣耀。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人们从不同视角回顾40年来社会变迁时，很难忽视一个群体—农民工。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而丰富变化的诸多事物中，农民工群体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位至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总是与权利、法治、公平、正义、文明这样的词汇息息相关。

几十年来，农民工一开始被称为“盲流”，后来被称为“民工”，之后是“农民工”，再后来，有声音认为这一称呼不够尊重，于是改称“进城务工人员”，一段时间后，“农民工”重现媒体。直到现在，这个称谓在人们心中逐渐仅作为表达身份的中性词出现，这个群体才接近其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尽管，这种平等无论在制度还是实践中，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我的个体记忆中，与农民工这个群体相关的词汇先是蛇皮袋、塑料桶、扁担；后来是建筑工地、流水线、工伤、欠薪；再后来，留守儿童、积分落户、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兼职工会副主席……

“一个民工进城了。他和这座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

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青年报记者以这样的开头来描摹民工潮时，回力牌白球鞋这个细节，给10年后初入媒体就职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这之后，接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采访过无家可归的农民工、被欠薪的农民工、流水线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飘在北京心怀梦想的农民工子女。这几年，采访较多的还要数农民工代表、农民工兼职工会副主席和农民工劳动模范等。

如果，农民工群体40年来的变化是一面镜子，不可否认，它照出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生动而丰富的进步。

最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民工4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刊以缩编的形式奉献给读者。作者以大量的历史资料、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缜密的思考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翔实的农民工40年发展图景。如今看来，有些历史依然触目惊心，但每一次引爆社会关注的事件后，政府作为紧跟其后；有些国家政策“破冰”意义浓厚，但它们所激发出的社会连锁力量不可小觑。

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个群体以最顽强的努力为中国社会转型注入“推进剂”，也必然以最终融入城市文明为象征，完成自己的“马拉河之渡”。

农民工，既是主动挺立改革大潮的“弄潮儿”，更是始终参与改革的“赶海人”。他们，是改革大潮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如今，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进行中，大潮从不止息，2.87亿农民工群体阶层迁徙的力量依然蓬勃。

舞台上，追光灯下，站定，深呼吸，“大家好……”

一场场讲述“中国梦·劳动美”的职工演讲比赛，在全国掀起一浪浪高潮。直至7月，64位佼佼者来到北京，深情讲述中国工人阶级的故事。

决赛前夜，来自安徽的选手还在一遍遍地推敲演讲稿。我问她，怎么这么紧张？她回答说，虽然讲述的是自己的个人经历，但却是代表乡村教师的奉献精神，这故事的深意希望能表达得好。

来自河北的选手郭娜，是保定汽车总站“郭娜陆地航空班”的创建人。比赛前夜，她专门找了老师来辅导，那要强的劲头，一下子就让人懂了，这位基层一线普通职工，是靠什么才能一步步走到“党的十九大代表”的位置上。

尽管比赛最终的得分有高低，只有12位选手能够站上总决赛的舞台，通过央视的画面，向全国人民展现风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64位选手讲述各自精彩故事的精神内核：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一个阶级的故事，需要有人讲述，被人倾听；一个阶级的故事，更需要有人书写，被人尊重。

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已经接近尾声。南京、沈阳、宝鸡、郑州，在4站共6个工种的比赛场上，一群工匠正在书写故事，改写个人命运。

陕西宝鸡是数控加工和数控维修两项工种的比赛地。在一场长达6个小时的实操比赛中，组委会把盒饭送到赛场，没有选手舍得花时间吃口饭。第二天，组委会改送红牛、巧克力、香蕉等补充体力的东西进去，能吃两口的选手还是寥寥。有选手结束考试后，甚至身体瘫软，必须要有人搀扶着才能回到驻地。大赛组委会成员说，“看着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工匠，心疼啊！”

然而，在赛场上，聚光灯下，他们是令人倾佩的技术高手。认真专注的面庞上，满是汗水，在一双巧手之下，被细心加工出来的作品，堪称完美。这是制造之美，更是劳动之美。

而在这赛场之外，经年累月的技术磨练，要付出多少时光和汗水，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只有这些工匠自己清楚，从有资格参加选拔赛，到一路拼杀进入全国决赛现场，机会得之不易，所以一分一毫都不能浪费，唯有全力以赴，才能写好属于自己的那章故事。

有人最终站上领奖台，荣光一夕写就。有人在内心埋下一颗种子，直待3年后再战沙场。

无论比赛结果如何，但我们深信，追光的人，自己也会身披万丈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对于一支有着近4亿人数的职工队伍来说，讲好自己“中国梦·劳动美”的故事，便是讲好了一个国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言语诉说出的，而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用双手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劳动中有付出，也有收获；有苦涩，也有甜美；有心酸，也有幸福。劳动者以劳动故事，言说劳动之美，在感动他人赢得赞美之外，或许还应有更为广阔的期许，那就是全社会的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可以成为也应当成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基石般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财富。

这世界，每个人都要为一道光而活。

我们都是追光者，你的故事在讲吗？

中国工会十七大即将召开。每五年一次的盛会，都是一次总结，更是一次全新的启程。

2013-2018年，回望5年来路，“改革”二字占据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3年前，由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发轫，以全国总工会和上海、重庆市工会开展群团改革试点为发枪，中国工会聚势谋远，守正出新。

对工会而言，要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要的不仅仅是方法论，更需要一份与党的使命高度一致的责任同频，和拥有敏锐感知职工群众冷暖需求的情感共振。

工会人的这种同频共振的责任与情感，又该从何而来？

如果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一个世纪来，中国工人运动图景徐徐拉开。从96年前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中国工会始终坚定紧随党的脚步，凝聚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初心如磐，使命如山，最终才迎来辉煌，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段段丰碑历程。

当我们梳理从一次劳大到工会十六大的16次大会史料，重温历史的细节，重新理解每一次大会的成果，以及它对未来的影响时，才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历史从不欺人，历史的细节中，掩藏着教训甚至是鲜血，更蕴含了经验甚至是宝贵的财富，只有了解我们从何而来，才会理解我们该向何去。

令我们惊叹的是，探寻中国工会历史的“旅途”，也成为一次寻找《中国工人》初心的觉悟之旅。这本诞生于1924年10月的红色刊物，已经悄然走过了94年的沧桑岁月。

据《中国工人》第一任主编罗章龙的回忆，“1923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1924年，中央再次做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综合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

可以说，《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舆论阵地的光荣使命。那些发黄的老杂志里，铅字留下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光芒，记录着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书写着工运先驱的呼号呐喊。

从1924年创刊，到1928年复刊，再到1940年延安的二次创刊，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几番曲折，无论命运如何兴衰跌宕，它前行的轨迹始终清晰，那就是坚定地与党同行，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一步一步，深深地留下一份红色刊物的历史足迹。从杂志创刊、复刊、二次创刊等几番命运跌宕中，也能一窥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之路的艰辛不易。

那一天，当我们从全国总工会位于8楼的资料室里，小心翼翼地捧出珍藏的26册老杂志，轻轻拂去发黄纸张上的尘埃，内心充盈着满满的骄傲。旋即，一份责任感慢慢升起，一点点加重，再加重。那是看清来路后油然而生的使命感，责无旁贷。

对《中国工人》，对中国工会，乃至对一个党、一个国家来说，历史的幽光中，有理想，有信念，更有我们要去的方向。

向来路致敬，这是拨开岁月尘埃，一路寻找初心后，那嗡嗡作响着的巨大共鸣；

携使命出发，这是回望近百年足迹，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必须持有的自觉与骄傲。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在这改革浪潮迭起的季节，让我们致敬来路，再出发。

这两天，全网都在为“丢了快递”暴哭20分钟的上海快递小哥心疼，虽然经核实，并未发生快递被偷的情况。但这段视频从侧面映衬了一位普通劳动者生活中的某个“至暗时刻”，打动着很多人。潮水般的评论里，满满的都是对快递小哥的安慰。这其中有巨大善意的释放，也有曾经面对过类似情景的共鸣。

这样的故事，网络上并不少见，尽管三不五时地会刷屏一次，但人们却并无审美疲劳，每每都会加入围观行列。那些能够轻易俘获人们目光的，总是最平凡劳动者的善良、努力、勇气，甚至辛酸。比如，环卫工张景和与小孙女的温情一刻；地铁里不好意思坐在座位上的农民工；雪地里，一边带孩子一边检修的电力工人……

鲜衣怒马，年少轻裘，是很多人所愿。但大多数时候，如果注定我们只能做一个普通人，也希望能够活出普通人的尊严，做一个平凡不平庸的人吧。平凡却不平庸，原本也是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的人生愿望吧，但守着那颗不平庸的心，却逐渐走着走着，成就了自己的不平凡。

1982年，郭明义进入鞍钢，成为一名生产汽车驾驶员；比他早两年，高凤林刚刚技校毕业，成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211厂工人；彼时，巨晓林还在老家宝鸡，在泥瓦匠、油漆工、电影放映员的临工里打转，直到1987年，才得到一个偶然机会，进入铁道部电化局成了接触网工。对他们三位而言，轨道一旦选定便从此再也没有换个地方，一步一步，走好踏实的每一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让自己的人生闪耀着劳动的力量，最终成为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中国工人》反复报道他们，与他们成为真挚的朋友，因为我们相信，讲好他们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里，探寻人性这一永不过时的主题，就是讲好中国工人的故事。

已经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5年之久了，郭明义参加中国工会十七大，依旧还是一个蛇皮袋装几件简单的衣物；参加活动的巨晓林，大方朗诵起自己9年前写的诗歌《咱们的农民工》；在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7个月前，高凤林尽管已经荣誉等身并且家喻户晓，却没有任何政治身份。但在一次技术工匠的聚会中，他带着刚刚下班的疲惫乘地铁赶来后，坐在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几位省级工会兼职副主席间，谦虚有礼，却心如止水。

伟大的故事总是具有现实意义，能在长时间里不断获得新解释，因为其中的人性是那么丰厚，每一个新的一代都能够从中观照到自己。

《中国工人》致力于记录下由劳动者创造的伟大故事，记录下这个时代里，劳动者奋斗着的样子、散发着职业魅力时的瞬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时刻。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尝试拥抱新媒体，利用多种途径和平台，将中国工人的声量放大。我们与火山小视频合作，为“故事”加持“技术”的力量，让工匠的魅力征服更多人。我们尝试运用AR技术，用虚拟现实玩转趣味互动。未来，我们还将探索多种传播渠道，运用多种手段来挖掘传播好中国工人的故事。

此时，正值一年一度的《中国工人》征订季节，写下这些“宣誓”般的文字，是我们内心丰盈的热望，更是向还愿意打开杂志的每一位读者的诚挚邀请，一起见证中国工人的故事，与《中国工人》一道，向中国工人致敬。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邀君共饮这一杯，也娓娓道来你的故事吧。

戊戌岁尾，北京。国家博物馆西侧广场的巨型花坛上，“伟大的变革”5个大字巍然矗立。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祝活动，正在进入高潮。

40年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中国社会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笨重的方盒子到纤薄的液晶面板；通讯工具从固定电话到移动电话，从板砖似的大哥大到集纳生活所需方方面面的4G智能手机……这是个体生活最容易看到的变化，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我们的国家名片也从长城、黄河变成了航天、高铁、超级工程。

伟大的变革，是思想的变革，是技术的变革，更是解放生产力的变革。

1978年，中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29.5%的劳动者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40年后的今天，中国从业人员早已突破7.7亿，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超过70%。

一组数字的对比，象征着一个阶级的伟大变迁。前所未有的改革持续引爆各种潜能，而劳动者的潜能一旦被释放，便迅速长大成为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

40年的时光如同流水，记录下那些闪耀伟大劳动品格的前行者的最后人生故事。

马恒昌怕浪费国家钱财，病重中坚决离开医院；邓稼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13天后，因放射性侵害而全身大出血辞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93岁的吴大观依靠0.3的右眼视力，将中国喷气发动机和涡扇发动机送上世界前台……

这些曾经感动中国的劳动榜样，就这样悄悄离开了沸腾的生活。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开往富强美好的列车，他们已经无缘欣赏愈加绚丽的风景。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勇气，迎接改变中国的凤凰涅槃。

40年的时光如同天幕，映射着那些恪守初心与良知默默劳作着的身影。

8.6元，这是孔繁森留给母亲的所有财产；47根扁担，放弃了1360个休息日的杨怀远，用它们服务了素昧平生的万千大众；20年，王顺友相当于在雪域高原上走了21次“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些淡漠物质与欲望的人，就这样把自己羸弱的肩膀挨在一起，与躁动和迷茫反向而行，传递温暖的善意，唤醒社会的良知，让中国改革开放航船上的每一个人，温暖相拥。

这一期，我们推出长篇特稿《改革时间》，试图用31位劳动者在40年时光中的人生片段，再现他们所代表的亿万劳动者怎样影响着我们的时代。毕竟，当伟大还未到来之时的义无反顾与坚守执着，当伟大已来时依然能够守拙而清心的生活态度，才是改革时间里最值得珍视的精神力量。

40年，伟大的变革中，有些人因引领变革而伟大，有些人却因坚守而愈显可贵。人最终磨砺的都是内心，一时的快乐易得，长久的喜悦一定需要精神的感召才能获得。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征。我们奋斗的样子，我们散发职业魅力的瞬间，我们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刻，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印记。31位劳动者背后的芸芸众生和无名之辈，共同融合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中国工人故事成为时代交响曲中最打动人心的旋律。

淘沙见金，改革不惑。

致敬来路，带着心中燃烧的希望继续出发。

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时代。

本刊编辑部

时光呼啸，却从不爽约。2019年如期而来。

岁首回望，刚刚过去的2018年，在祖国的苍穹下，那么多大事要事历历在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落实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年来，全国各族职工积极参加“中国梦·劳动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筑牢思想根基、汇聚奋斗共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踊跃投身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参加“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劳动和技能竞赛，努力掌握新知识、增强新技能，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在全国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各级工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10·29”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国工会十七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工会改革创新，积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切实加强维权服务工作，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工会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宏大的时代命题里，从不缺乏像你一样努力着的人们。过去这一年，一个又一个模范劳动榜样人物，在重大工程、国家重器、劳动竞赛等机遇中脱颖而出。港珠澳大桥贯通时，人们记住了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的名字；中国大飞机C919展翅蓝天时，人们记住了用手打磨了很多“前无古人”全新零部件的高级技师胡双钱……

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里，变革与没落同在，进取与焦虑共生。但是，正如伟大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世间一切伟大的壮举总是默默完成的，世间一切智慧总是深谋远略的。”那些能够守住本心的人，总是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惊人之作。

挥别2018，拥抱2019。“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铿锵话语言犹在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里，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发蕴藏在职工群众中的巨大创造力。新时代的中国工人，也必将在奋斗中寻找幸福，在幸福中体味梦想生根开花的伟力。

2019年，《中国工人》也迎来自己的95周年。自1924年创刊以来，这本由党创办的工人读物，始终没有更名且出版至今。95年，几次断续，几番调整，却始终不忘“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的初心，面向广大职工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反映广大职工主人翁精神风貌。

坚守初心，无愧时代。《中国工人》愿始终与全国广大职工群众同行，一起携手与时代同行。

李斌走了。

吴吉林也走了。

一位是技术创新的大国工匠，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为工人权益发声，影响并推动《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出台；一位是第一届最美职工，在生命的尾声，他捐献眼角膜，选择将光明留给世界，用生命来阐释何为“最美”。

顶级工匠陨落，接触过他们的人，内心都无法平静。有人记得，李斌每年来参加两会时，西装总是大一码，“有点邋遢”，发言声音不高，惜字如金，语调平缓却字字铿锵；有人知道，石油工人吴吉林为什么要坚持自驾去大庆油田瞻仰王铁人，因为那是一位石油工人的朝圣之旅啊，一辈子总要去一次。

不可否认，近些年随着各种制度保障、荣誉奖励、媒体宣传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上对于工匠的认识和关注度明显上升。尤其是2018年度大国工匠人物发布，掀起了又一波崇尚劳动致敬匠心的热潮。然而，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构建，除了个体获得认可之外，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才是检验社会价值取向的“客观温度”。

也是在本月，那位高龄再创业带着“褚橙”横空出世的企业家也走了，他一生跌宕而充满争议，却也享有不少赞誉乃至被称为“传奇”，一时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与此相比较，顶级工匠离世引发的诸多惋惜与哀荣，网络声量就显得太小太小了。

究竟什么样的事件容易引起人们集体关注？传播学中的乐池理论认为，一个人说我能解决中东问题，另一个人在演出时不小心掉进了乐池，谁更容易引起关注？谁更容易成为网络的热点话题？显然是后者。所以，注意力和传播力大小，往往并非由事件的重要性决定，而是由事件的戏剧性程度决定的。毕竟，人们喜好跌宕的故事，喜好创造财富的刺激，喜好美丽外表带来的愉悦。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有着非凡技艺的工匠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工匠的社会地位，与其他人群相比，仍旧不高。如李斌一般，在本职岗位为企业创造了可观财富，获得荣誉无数，身处上海月薪却也从未过万。本月采访一位大学教授，他在谈到尊重劳动的时候就曾直言，“给点实在的，把收入先提高上去，社会地位自然就高了”。这位已经花白头发的教授记得，自己八级工的父亲收入比工程师都高，在厂里人人羡慕。

听过一位著名大国工匠的收入故事：某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追问这位大国工匠收入几何？现场有官员脱口而出“年薪30万”。官员并未说错，因为在呈报上来的材料里写着，已经为这位大国工匠提高了收入待遇。可官员不知道的是，这项政策始终都只停留在纸面上。直到这次新闻发布会后，才倒逼企业落实了年薪30万的规定。

这故事让人听来无奈，却又是工匠人才待遇制度落地难的真实写照。

今年两会，李斌的位子空了，一位为工人权益持之以恒发声的人走了，但工人议政的步伐从未停歇，工人代表为群体利益年复一年、届复一届接力“代言”的声音依然铿锵。这让我们看到了工匠的未来，更光明的日子并不遥远。

这是一份我们不愿罗列的安全生产事故清单—

3月21日，江苏盐城响水一化工厂特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同日，江苏扬州一工地脚手架坠落，致6死5伤。还是这一天，成都双流机场飞机滑行道桥项目钢筋倾倒事故，致4死13伤。

3月29日，山东青州一车间液化天然气泄漏导致爆炸，致5人死亡。

3月31日，江苏昆山一工厂室外场地上存放废金属的一个集装箱发生一起燃爆，导致7人死亡。

4月1日晨，上海一二八纪念路爱辉路有一仓库着火；4月1日下午，安徽马鞍山一化工厂突发爆炸。所幸两起事故无人员伤亡。

……

响水化工厂特大爆炸，举国震惊，各方高度关注，却并没有让灾难停止发生。短短11天，连续的安全生产事故，经由新闻媒体报道的死亡人数就达到100人。

响水化工厂特大爆炸甫一发生，全国各地的安全生产检查紧随其后。比如有报道称，安徽马鞍山爆燃发生的那天上午，安全检查小组刚刚撤离。

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之后，我们见过太多痛心的表态、太多舆论的鞭笞、太多媒体上的问责。然而，它们嗖地来，忽地去，总有新的事件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谁还记得，江苏昆山在2014年也曾发生过一起粉尘爆炸事故，当天就造成75人死亡。爆炸的疼痛，一定让江苏警醒过，2018年全年安全生产事故统计中，发生在江苏的化工事故减少了12起，是全国化工安全事故减少力度最大省份。然而，为何这一态势没能延续，响水一声爆炸一下就将安全生产的记录拉回了5年前？

保持安全生产，究竟靠什么？

2014年，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许振超委员针对如何落实劳动者监督安全生产、拒绝违章指挥的权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有没有权利？有权敢不敢用？”5年过去了，这句诘问提出的问题，不知在现实中改善了多少？

有关安全生产问题，政府一直很焦虑，但为什么没有预期的效果呢？

一位化工行业专家一语中的：我国化工产业规模世界第一，但整体的化工安全管理理念和技术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这就是无法完全杜绝重大事故的根本原因。

11天，100条人命之后，除了问责治罪，更需要有人“咬定青山不放松”，推动在安全生产领域来一次全面的反思与系统治愈。

1996年，香港嘉利大厦火灾造成41人死亡80人伤。这场大火烧疼了香港，大火调查委员会用时9个月的两份调查报告，暴露出旧式商住楼宇的防火标准过时与市民防火意识不足的真相，并由此开始了全面革新香港消防细节的历程。

与香港一座城市的消防改善相比，全国化工行业的系统性“治愈”显然过于庞大与复杂。然而，如果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之后，无法带来一次革新，哪怕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工业园、一家企业的安全革新，那些在安全生产事故中逝去的工人生命，只会永不瞑目。

从事故中汲取教训，从灾难中反思成因，我们的发展才能跳脱原地反复走到上升发展的通路上。

11天，100位劳动者的生命，能够疼醒我们吗？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5月，是劳动的季节，也是歌颂劳动的节日。新一届全国五一劳动奖揭晓、全国最美职工发布，各地各级工会推出一批选树的工匠典型人物，在各类大大小小的媒介上传播。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创造者，像一个个最美丽的音符，共同谱就五月激情澎湃的劳动赞歌。

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典型宣传，面对过一位又一位劳模、工匠，我们探究今日之前的那个普通劳动者的人生故事，真实的用意，不过是想努力去体悟，平凡与伟大之间那丝丝微妙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种探究，有时会失败，有时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理解，却始终距离洞幽烛微有着不少的距离。

上个月，我去西藏采访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国土调查。当踏上高原的那一刻，缺氧让脑袋昏沉，及至行进到海拔4450米的那曲，昏沉发展成脑袋炸裂、呕吐和低烧，眼前的蓝天白云、壮美山川没了颜色，顿时间对测量队队员们去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双湖县无人区，用双脚丈量记录国土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

在采访中，我们的确听到了不少缺氧环境和特殊地理情况下队员遭遇的种种“危机”。有人连续呕吐到吐出粉色泡沫，依然誓不下一线；有人外出作业，被藏獒撕咬，甚至与狼群擦身而过庆幸命大；有人经验不足，开车遇险……

这些故事和险境，在他们的讲述语气中早已云淡风轻，从不见跌宕的情绪。任务面前，从来没有小我，高原极地，遇到什么都有可能，所以，遇到了什么也都不稀奇，没人会轻言“我要下去”。

这些细节，听者唏嘘。然而，最打动我的，却是他们艰苦条件之外的精神世界。

我们喊他“任哥”—一位参加过2005年珠峰测量的“大人物”。一天，他的手机铃响起，是一首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有90后记者打趣道，“任哥这么怀旧”。任哥不好意思起来，说起自己是金庸迷。

“年轻的时候，在西藏野外作业，手机没信号，只好看书。就是那时候成了金庸迷。”任哥说，这首怀旧的歌响起的时候，都会瞬间将他拉回当年看星空、山川的情境。

人的记忆需要锚点。对于任哥来说，外人看来的艰苦时光，他却自有一番精神世界旁人无法体会，那是震撼、是辽阔、是愉悦，而这些，只需要一首歌作为引线，便可以瞬间唤醒、筑牢日日在这震撼、辽阔、愉悦中构建起的价值观、世界观。

任哥的话不少，但从不说大词。他只会反复说，“第一大地测量队没人会在任务面前讲条件。从来不会！”

任哥表达的这层意思，在另外一位队员口中是这么说的：“国家召唤，随时听命。”

他说这句话前，我们刚刚闲聊了他退役转业前执行汶川大地震救援时经历极度生死的故事；听了他到测量队后憋了9年终于第一次上西藏参加任务“得偿心愿”的兴奋；以及作为最年轻的司机，他愿意在西藏待到任务完成的最后一刻的态度。

“国家召唤，随时听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我看到了一群平凡的伟大者。

见山见水见人，对劳动者来说，构建着个体通往伟大世界的道路；

见山见水见人，对书写者来说，是看见平凡并体悟伟大的必经之路。

中美贸易摩擦还在胶着，这是中国发展必须要走过的关口。

国家与国家间的政经交锋，波诡云谲。生活中的平凡者尽管无法左右局势，却也又一次明白了那句“落后就要挨打”的真实含义。

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知识技术领域的落后，角力便会处于被动。同样，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技术本领永远都是促使其命运发生逆转最强大的因素。

这一期《中国工人》的深度报道，我们将视角再次投向那些如今家喻户晓的劳模和工匠，复盘他们的人生轨迹，探究个体命运与社会时代发展之间的叠加效应。

何谓命运？即宿命和运气，是指事物由定数与变数组合成的一种模式。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命与运组合在一起，即是时空转化的过程。

事实上，在工匠们的故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叫作“坚持”的品质。他们坚持对技术的探求，坚持对手艺的尊崇，坚持对匠心的恪守。显然，这种坚持便是被称为定数的命，一旦与时代风向、现实机会的“运”相遇，命运反转便是必然。

如果将劳模、工匠的个体命运放在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时代，对于产业工人来说，就是最好的时代。

被网友尊为“中国第一焊工”的高凤林，早在1999年就“火”过一次。然而，最火爆的电视节目并未让他的命运发生巨变。此后近20年，高凤林既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也不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全国两会期间，许振超领衔的工匠劳模代表“民间小聚”，高凤林总是下班后匆匆搭乘地铁赴约，默默地坐在一旁。直到2018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七大，他直接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生活才骤然发生变化。

然而，高凤林用时间长度累积出的命运转折，却在另一位炼钢小伙子周文涛身上，用一种急剧得让他自己都有点吃惊的速度得以实现。从2017年第11届模拟炼钢挑战赛世界总决赛的冠军，到河北五一劳动奖章、河北大工匠、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人大代表……短短两年时间，一顶冠军头衔为周文涛打开了全新的世界，他不仅拥有了荣誉，更成为技术工人群体利益代言者，肩负责任与使命在国家最高议政场建言献策。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推崇技术、大力建设产业工人队伍的时代，这样的速度是不可想象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正健步转向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为产业工人的成长成才创造了良好环境和上升通道。

毫无疑问，这是每一位技术工人都可以因坚持而改变命运的时代。

这个月初，我去新疆坐在上百位一线工人面前，分享交流国家连续出台的针对产业工人利好政策。这个时候，我在他们充满希望的神情背后，还是隐约感受到了藏在内心深处的地位困惑与成长困惑。相较于已经“浮出水面”的工匠佼佼者们而言，这样的困惑或许才是产业工人最真实的心理写照。而这种现状也在催促着我们，要让《中国工人》这本拥有95年历史的杂志不断放大自己的声量，让更多一线劳动者看清并且坚定地走上那条国家为他们铺就的成长成才之路。

与中国工人的命运相伴前行，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时代使命。

71年前，瘦小的张百发跟着父亲离开河北香河农村，一路步行到当时的北平城谋生。这个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穷孩子，两年后成为新中国建筑工地上的一名钢筋学徒工。

1954年，由张百发和11名青年人组成的张百发青年突击队诞生。19岁的他打着队旗转战京城，从友谊宾馆到人民大会堂，流遍辛劳的汗水，留下巍峨的建筑，最终成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被尊称为北京亚运场馆建设的功臣。

2019年7月5日凌晨，张百发在北京病世。全国劳动模范，这是这位84岁老人最珍视的荣誉，因为里面融聚着工人阶级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的初心。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7月是属于初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回顾历史中看见初心，重温初心，自然会更加清晰前行的方向。

《中国工人》是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10月创办的刊物，寻找我们的初心，必然需要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运历史。面对300位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员干部，浙江大学研究红船精神的教授，讲到了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被国民党军警乱刀砍死的细节，这让我们想到更多中国工运史上的先烈。比如，曾经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更为当年的《中国工人》写过许多重要文稿的邓中夏，1933年就义时只有39岁。45岁的工人运动先驱王荷波惨遭杀害的地点，就在距离《中国工人》杂志社不足800米远的安定门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些工运先驱的悲壮故事，是建党初期无数共产党人牺牲奉献的缩影。重温他们创造的工人运动历史，我们的初心更加清晰，我们的使命更加牢记，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定。

还是在这个7月，中国工人出版社迎来了自己建社70周年的日子。《中国工人》本期深度报道，回顾了这家服务亿万职工的出版机构从草创到根深叶茂的历程，试图展开一幅工会出版与党同行70年的历史画卷。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出版，宣告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也显示了毛泽东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清醒；《把一切献给党》的广泛传播，让中国保尔吴运铎的故事家喻户晓，感召着一代代青年投身祖国建设；《中国工会读本》用600余张珍贵图片，记录着中国工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足迹……一个个藏于显赫书籍背后的编辑故事，一处处充满沧桑和变革的岁月之痕，包裹着一代代工会出版人的不灭理想与执著追求。

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你无法想象，没有文字与记录，人类的精神世界该如何匮乏，中华文化又如何传承。当我与一位编辑探讨什么才是出版最好的时代时，他脱口而出，“现在就是出版最好的时代”。

是的，每年50万种图书出版的繁盛表达，就是最好的时代。只是，对出版人来说，与时代同频，依市场而生，不仅要有一颗拥抱真理真知和美好的火热之心，更需要拥有一颗耐得住寂寞、坚守价值判断的冷静之心。“丧与热血并存”，这是真实的编辑人的世界。

7月，张百发离开了我们，又一位全国劳动模范的故事合上了厚重的书页。

7月，我们的编辑部里来了新的年轻人，为这座鼓楼桥畔的出版大楼注入了盎然的生机。

时间都知道，初心永远在那里，使命永远在那里，信仰的灯塔永远在那里。

不经意间，我们办公楼的一楼门厅多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了几本户外劳动保护知识小册子、几小包茶叶和两壶热水，一个小小的户外工作者爱心驿站就这样搭起来了。

大家进进出出看在眼里，并没有激起太多涟漪。直到有一天，一位身着橘色工装的环卫工人走进来，倒了一壶热水稍作歇息后离开的背影，被偶尔路过的同事拍了下来，发到办公微信工作群里。

“感人。”

“真好。”

还有一连串竖起的大拇指符号。

对我们这样一个单位而言，搭建这样一处爱心驿站并不费力，也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偶尔进来的环卫工人，得到的不过是一杯水、片刻凉，看上去都是很细微的小事。然而，在户外劳动者享受片刻宁静歇息的同时，我们却收获了夏日里难得的内心清凉。这种素昧平生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关爱，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更是陌生人社会最有价值的温暖。

清扫街巷的环卫工人，跑了一头汗的外卖小哥，风雨无阻的快递员……这些城市生活须臾不可离的户外劳动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他们自己却陷入喝水难、如厕难、热饭难、歇脚难的窘境。户外工作者爱心驿站的出现，正是这个社会理应做出的善意回应。

陌生人之间的关爱总是能打动最多人的内心。就在几天前，51岁的杭州外卖骑手陆继春，在送餐途中摔成重症颅脑损伤，不幸离世。他没有送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外卖，却在离开人间后送出了自己的所有能够救人的器官。今天，它们在4个陌生人的身体里，代替陆继春好好活着。

如果不是这样一次捐赠，或许没人记得陆继春的姓名。他只是杭州980万常住人口中的一份子，只是那家外卖平台超过300万位注册骑手中的一个。他的日常，就是平均每天送出接近40份外卖，跟每一位陌生客人的交流，仅仅限于“您好”“对不起”“再见”。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当几个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后，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经综合成为整体性质，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纠缠。对人类社会而言，每个人就是这样的粒子，个体的行为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全貌，我们彼此作用彼此影响。即便是陆继春这样看上去卑微的生命，最终依然能以震撼人心的方式反哺社会。

城市很大，人海茫茫，来自陌生人的爱或冷漠，会激发出什么样的戏剧结果，再高深的理论都无法精确计算。但对他者投射了什么，却是每一个人可以自行决定的。哪怕只是一声简单的“谢谢”“辛苦了”，都能让辛苦奔波的人们有一丝温暖的欣慰。这份欣慰的后面，又会续写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无法设想，却期待良性的情感循环。

今年夏天，高温一浪接着一浪，好在已经立秋。当然，秋天到了，冬天就又要来了。夏日的一袭清凉，冬天的一隅温暖，对于户外劳动者的关怀，不会停止，还要继续。

今天下班的时候，我会在大厅的爱心驿站放一本《中国工人》。所有经过这里的户外劳动者，欢迎来我们的编辑部做客，聊一聊你的故事。

从山东东营的港口出发，去往胜利油田海上钻井平台需要航行两个小时。原本以为会有些无聊，意外的是，渤海湾内，大大小小的采油平台密布，好不热闹。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薄云遮日，海上无风。海轮扎好锚，大家被软绳笼平稳地悬空吊上平台，一睹海上石油工人的工作与生活。这是中国最先进的钻井平台—“新胜利五”海洋钻井平台，空间狭窄，设施却一应俱全，生活餐食保障水平不低，只是，对工人来说，工作20天倒一个班，让海上的日子忙碌也单调。

和一位技术工人聊天，话题自然绕到了付出与收获上，那个与收入有关的数字并不惊艳，工人师傅说：“我们很多人都是油二代，对油田有感情，这样的收入已经生活得很踏实了。”

短短的采访时间很快来到尾声，回程的船上，脑海里全是平台上工人们的身影。大海常常与“茫茫”相连，而这里却有着并不逊色于陆地的繁忙，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愣愣地望着这片海域上的繁忙，思绪开始翻飞：西藏高原极地里的测绘队员、北疆林场里的护林职工、南沙岛屿上的气象“观天者”、东海之滨工厂流水线上的青春面庞、中原大地建设者黝黑的脊梁……短短的记者生涯里，我走过的、见过的、书写过的以及还未曾到达的劳动“风景”处，便是托举起这繁荣盛世最坚实的基石。那一刻，我开始理解，我们赞美劳动时常常与“磅礴伟力”这个词汇相联系的真正含义。

群星闪耀的精英之于历史进程，固然有着丰富的戏剧性影响，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蜕变的百年历史，个体劳动者汇聚起来的力量，才是最终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遑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波澜壮阔奇迹频生，无劳动，无巨变。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1949-2019:70位中国工人的家国记忆》专刊，是我们献给祖国的一份小小礼物。它是在时光的隧道里，撷取的家国故事片段；它是对一个阶级的奉献，给予的小小纪念。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中国工人的家国记忆里，家国相依，缔造奇迹。中国工人的家国故事里，写满了平凡与伟大的辩证，一瞬与永恒的哲学。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

如果这是一句疑问句，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精彩回答。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

如果这是一句反问句，相信不同的人在其语气中都会饱含着最浓的情与爱。

我们为什么爱祖国？

因为我们跳动着一颗中国心，共拥中国情，共筑中国梦，中国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

敬万水江海，敬山峦叠翠，拜朗朗晴空，拜渺渺浩宇。星河璀璨，共筑家国，一个阶级与他的祖国，躬身共戴这举世荣光。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祝氛围，在国庆当天达到高潮。

从前一天夜晚开始，静谧的街道便开始酝酿着欢庆的分子。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满长安街，庄严时刻正式进入倒计时。“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随着童音天籁唱响天安门广场，这场隆重庆典正式拉开帷幕。

56门礼炮70响轰鸣回荡在广场，标兵战靴踢踏在石板上发出清亮的声响，受阅战士雄姿英发，受阅机群轰动全场，花车上展示着成就，人群中孕育着希望……这里是中国，这是一个民族从筚路蓝缕终至蔚为大观的集中展示；这里是中国，这是一个国家从满目疮痍里创造出繁花似锦的浓缩呈现。70年，如果这是一篇宏大叙事的华章，那么，这一定就是她最精彩的一幕。

爱国情，是种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血液里的，无须刻意记住，只需被触发引燃，便会自觉地引领着我们去捍卫、去动情、去骄傲。

这是祖国的高光时刻。托举起这高光时刻的，始终离不开亿万人民时时刻刻的劳动付出。

为了装扮这份喜庆，花艺师郑君已经忙碌了两个多月。当百万株鲜花在长安街娇艳盛开，人们满怀热情地在花坛边拍照留念时，郑君的喜悦溢于言表；

为了献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段先军，已经奋战了4个春秋。当人们被新航站楼内充满科幻感的曲线美所折服，纷纷前来“打卡旅游”时，段先军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

为了见证这庄严而热烈的一天，全国劳模何汉明从新疆塔城出发，辗转了30多个小时，终于来到北京。观礼台上，欢呼、呐喊、激动的情绪，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这份为祖国骄傲、为祖国自豪的心情，何汉明也同样带回塔城，带回坚守在老风口的道路养护班，感染着边疆最普通的劳动者身边。

从子时开始，日晷标尺走过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戊亥的十二时辰，中华大地上，无处不见劳动者的身影。他们是男人女人，他们是父亲母亲，他们是儿子女儿，他们是拥有各种各样身份的职业人，他们用勤劳的付出创造着小小家庭的美好生活，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着一份力量。正如本期呈现的劳动者十二时辰的镜头所展示的，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画面里，蕴藏着无比巨大的能量。

涓涓之流，积成江河。磅礴伟力，创造奇迹。这，或许就是劳动者的时时刻刻与祖国的高光时刻之间的内在关系吧。“献礼国庆，我在场。”这现场，是欢庆的此刻现场，也是属于亿万劳动者的每分每秒劳动现场。

尽情骄傲吧！为我们的祖国。尽情骄傲吧！为我们自己。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巨变与进步，体现在哪里？

回答可以是宏大叙事的，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二，比如百姓可感可知的生活便捷、高楼林立、网络发达，比如那些让我们骄傲的神舟飞船太空飞行、蛟龙号刻下的中国深度、高铁飞驰的中国速度、奥运场上屡屡奏响的国歌时刻……

然而，在山东能源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8万多名职工面临转岗分流平稳过渡的微观故事中，我们却真切感受到另一种维度下的进步，那就是任何一种改革都首先保障普通劳动者基本利益与基本权利，即常说的“以人为本”。

洗煤厂职工尹立芳在转身成为金牌月嫂月入上万元之前，一定有过对未来不确定的忐忑；职工党红霞在萌生创业念头之前，一定有过对成败的思量。然而，无论前路如何，当他们迎接变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们都确定地知道，一份稳稳的社会保障就在身后，一份原有企业温暖不息的支撑依旧在发挥作用。

早在3年前，人社部就曾预测，仅煤炭、钢铁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涉及180万职工分流安置问题。短短3年过去，180万个尹立芳式的分流转岗故事悄然发生，180万颗或许也曾悬着的心虽有忐忑却也始终有阳光相伴。政府承诺的“妥善安置”成为现实，“零震荡”的背后体现着全新发展理念的精神。

如果一种发展，需要以最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这一定不是真正的进步。宏观意义上的发展历程，可以用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三个阶段概括。微观故事里的发展，在一个社会如何对待人的基本权利上，体现着发展理念的变化与进步。从20多年前的下岗，到今天的分流，同样是工人群体面临变化，但个体所需要承担的阵痛与烈度却截然不同。当我们为宏大叙事中的数字所振奋之时，更应该为微观故事中的这种进步感到温暖和骄傲。

著名的木桶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所处水平高低，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见物不见人”的狂飙突进到脱贫攻坚不让一个人掉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确立与实践，我们所处的国家，正在一点一点补齐那些不够长的木板。毫无疑问，个体拥有物质数量的差距正在变小，当每个人上可自由追逐梦想、下可被保障大网给予安全，那个曾经因信仰而奉献牺牲的先烈们所追求憧憬的美好新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

不知不觉，又走到一年的终结时候。

时光如梭，年复一年，又一年不同于一年。

2019年，属于《中国工人》编辑部的时光，就在一期一期出刊的忙碌中度过。那些我们曾经投去关注的人们还好吗？

这一年，我们去了西藏那曲，体会缺氧带来的身体不适，也对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和守护青藏铁路的职工有了多一层感同身受的理解。茫茫高原，匮乏的自然物质馈赠，对应着的却是人们更为丰沛的精神世界；

这一年，我们去了渤海湾的海上采油平台，在石油职工们默默无语的一餐安静午饭里，窥得一丝丝海上作业枯燥无聊的日常寂寞。于人来说，经历大风大浪是一种考验，总是无风无浪也是一种考验，人的精神世界与什么抵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构建一个自洽而自得的世界；

这一年，我们去了南国城市佛山，与外来打工者一起，在文化宫里参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一种叫作融入融合的东西，正在这个群体中微妙地发生着化学反应，故乡与他乡的界限在变得模糊，人们的精神世界总归需要找到一个归宿；

这一年，我们的办公楼大厅里，建起了一个小小的户外工作者爱心驿站，不管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凛凛，偶遇进来歇脚喝水避寒纳凉的环卫工人、外卖小哥，都难免会暗暗地小小骄傲一下，这份爱的传递所能带来的人心向暖，持续不断。

当然，这一年，我们难过地送走了可称为“传奇工人”的劳模李斌，他所执著追求的事业在他的徒弟们手中传承，而新一年度的“大国工匠”人物又即将诞生。这是生活的如常，也是希望的相承。这一年，我们听到过守护玉龙雪山的林业职工“再艰苦也要守好家园”的旦旦誓言，也追逐过因脱口秀而一举成名的车间女工赵晓卉的世界，我们在大国工匠们的平凡坚守中探寻背后的力量之源，也在共享单车运维员老许的日常工作中窥见时代之变……

这些追寻的足迹，是沿着中国工会的视线而出发。这些带回来的故事后面，流淌着全国850万专兼职工会干部的日日付出。而这些，或许工会以外的人很少会注意到。工会人搭起的舞台上，最璀璨的从来都只是职工；工会人经年累月织就的一张扶助网和普惠网，最期待的不过是职工群众的一句肯定。

属于我们的2019年，在圣地延安，站在杨家岭上《中国工人》编辑部旧址前，95年与党同行的革命出版历程，时刻提醒着我们，正是那份坚定的初心让这本杂志顽强地在近一个世纪的沧桑流变中多次创刊、复刊。如今，带着始终不变的使命，在新的时代里再出发亦要让它熠熠生辉。

独一无二的2019年，每一位努力奔跑着的人们啊，是什么让你如此拼尽全力？

这一年，又一年，念念不忘的，矢志不渝的，必然源自内心深处的一份热爱吧。

把拖拉机“开”上1元人民币的梁军，走了。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的逝去，引发人们对开国一代劳动模范的深情缅怀。

人们记得，1950年6月，以梁军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1959年，国产首批13台“东方红-54”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梁军第一次看到中国制造的拖拉机时，按捺不住激动，跳上“东方红”，兴奋地兜了一圈儿；2013年4月，在全国总工会的6楼会议室里，84岁高龄的梁军对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年龄大了，可我是有高级职称的拖拉机手，说不定还能开着大马力拖拉机垦荒呢……”

现在，一代巾帼奋斗不息的一生，在90岁时画上了句点。那伴随着梁军一起登上1元人民币、曾是国人心中农业机械化的形象代表的拖拉机，已经不知演进到了多少代，东方红大型拖拉机就在梁军逝世前夕，再次帮助中国一拖集团进入“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榜单。

劳动者与劳动生产工具密不可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步，为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的同时，他们也共同推动着这个国家不断向前的脚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岁末年初时，到位于安徽黄山市境内的昌景黄高铁一个标段采访。在中铁八局的这个项目部，两台机械“大家伙”威武地吸引着大家的目光。了解后得知，这是目前国内较为先进的三臂凿岩台车，可替代放炮工、风钻工在隧道掌子面施工，提高施工效率，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危险系数。唯一遗憾的是，这种设备在全国施工中的使用率还不高，设备大多依赖进口。

当记者这些年，去过不少正在施工中的隧道，也采访过不少一线劳动者。记忆深刻的是一位风钻工的手，有很多黑色的伤疤点，那是打钻时泥浆蹦出的小石子在他手上留下的永久印记。掌子面放炮更不必说，技术不过硬的，超挖欠挖带来工效低下不说，更给生产中人的安全带来极大风险。如果更多先进的凿岩台车大面积投入施工一线，这些对一线劳动者的伤害便会极大地降低。

这个状况，不禁让人想起了盾构机刚刚被引入中国的情景。2002年，北京建工从德国引进全国第一台盾构机，还亲昵地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芭芭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从低端盾构机制造到高端产品输出，已经占据全球2/3的盾构机市场份额。国产盾构机的奇迹之路，藏着中国制造崛起的秘密，也造福着千万处于施工一线的重体力劳动者。有了盾构机国产的成功先例，凿岩台车的未来想必也并不会例外。

科技水平推动装备制造的进步，装备制造的全面升级，又在反向要求劳动者的技术技能水平。这样的相互作用，小到一个行业的天翻地覆、劳动从业者的整体技能技术水平的提升，大到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备升级，这些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

梁军虽然走了，但她钟爱的拖拉机还会继续迭代，正如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之路不会停止一样。然而，那些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的，始终都是人们在劳动中迸发出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梁军这样一代代劳动模范身上不断注入新的内涵，这面精神的旗帜，终会历久弥新。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读过了那么多悲伤的故事，我们感动过那么多人的感动。疫情过后，情绪的疲惫是否会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忘记，不再提起？

提笔写这篇刊首语时，武汉封城已经26天。

疫情实时报告显示，全国累计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达到70645例，死亡1772例，治愈11230例。

每日晨起，总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打开“新型肺炎实时动态”，红着眼眶再退出去。每增加一例，就是一个家庭陷入磨难！

当然，数字的变化里，也藏着好消息—全国非湖北省份报告病例已经实现“十四连降”，神农架林区确诊病例全部出院，率先在湖北实现“清零”。

这些天，我们惊恐、紧张，我们关注、压抑，我们疲惫、期待。终于，开始有一条又一条好消息出现，总算让人重拾久违的轻松感。尽管专家判断的拐点还未到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天已经不会太久。

曙光似乎就在眼前了，复产复工的步伐让正常生活在逐渐回归，战“疫”胜利迟早会到来。当生活回归如常，当重新拥有的幸福感涌来，当赞歌响起的时候，一个一个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故事，相信都会被一一提起—

我们不该忘记，那么多医护人员勇敢挣扎在第一线，明知防护残缺从未退缩，3万余人逆行增援的悲壮，至少1716人遭受感染的惨痛，徐辉、刘智明、柳帆等不幸逝世者的名字，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丰碑；

我们不该忘记，勇敢投入保障一线抗疫的志愿者们，特别是那位志愿接送武汉医护人员而染病逝去的司机何辉，他们原本可以选择退避却挺身而出的身影，就是这个时代的平凡英雄。

历史给人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黑格尔说过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读过了那么多悲伤的故事，我们感动过那么多人的感动。疫情过后，情绪的疲惫是否会让我们再一次选择忘记，不再提起？毕竟，17年前的非典疫情并不遥远，但我们17年来真的很少会再提起那场公共卫生危机，我们甚至忘记了那群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当年也曾像今天这样冒死赴“疫”过。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句话，在过去的26天里，也曾被自媒体文章屡屡引用。值得欣慰的是，政府迅速出台针对一线医护人员的保障政策，国家两部门直接回应符合条件的因工作感染新冠肺炎殉职人员应评定为烈士。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从灾难中吸取教训，这不仅应该是人之本能，更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必须要做的事情。记住这场疫情，更长久地记住这场疫情如何发生，如何失控，如何遏制，如何转折，记住我们曾经付出过那么惨痛的代价，记住那么多留恋人世的生命和那么多家庭的欢笑戛然而止，然后更好地在未来防范危险，应对危机，这应该成为国之本能，这也是我们可以从一场不幸的灾难中得到的唯一万幸。

2月15日，武汉下雪了。一位武汉博主说：我爸昨天复查CT，说是比之前好很多了，应该是快要出院了，这么多天，终于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

你看，每分每秒，那些数字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命，连接一个家庭，他们正在遭遇一场变故，无论是劫后余生，还是生离死别，当经历的故事变成回忆时，希望会有曾经温暖过他们的人和事，让伤痛抚平。

站在风暴中央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中，或许包含着对无常的无奈、选择面前的高贵、死别当中的无愧、勇敢背后的大爱担当。如果将他们的名字一一罗列出来，想来又会是一枚重磅催泪弹。

但我仍然希望，有一天，在某一处，那些因这场灾难而失去生命的人、那些为众人抱薪者，他们的名字会永久地镌刻在纪念碑上，时时提醒我们，敬畏自然，敬畏科学，敬畏生命，敬畏所有为同胞生命而奋战过的平凡者的伟大。

地球果然是一个村。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鏖战，3月12日，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和情况，仿佛一部电影倒带了40天重演了一遍，一切都似曾相识。就在本期杂志付印的时候，国外当日新增确诊病例4456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45486例，超过中国累计确诊人数的一半，正在经历着我们曾经的“至暗时刻”。

如此全球化的世界，哪里有什么远方的哭泣和眼前的哭泣之分。在病毒的袭击中，中国与他国，不过只存在了小小的时差而已。所以，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告诫说，现在中国疫情的结束，不再取决于国内，而是取决于国外！

对中国来说，疫情流行高峰过去，意味着正常的生活很快就会回归。大江南北，已然春风拂面。江南的花早已开，江北的芽正在抽。小区广场上，孩子们的嬉闹声渐渐增多。早晚高峰的城市，车流已经开始拥堵。毕竟，再多眼泪，再多悲伤，生活总要继续前行。

事实上，生活从不止息，而记忆却往往容易淡漠。17年前的非典疫情，我们如今又还曾记得多少？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选择实时记录，在我们还未忘记的时候，让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发生的事，立此存照。

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截取中国社会与病毒作战的40天，记录从惊醒到无措，从无助到有序，从悲恸到希望的这一段日子，尽可能描摹出方方面面的反应与行动。我们将更多视角投给普通劳动者，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抗疫物资保障线上的劳动者，他们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以最坚韧的品格扛起战疫大旗，以最朴实的劳动书写民族精神。

40天当然不是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战的全部与全貌，它只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一段艰难时光。死亡是它的沉重底色，3173条生命逝去，全国至少4万余医务工作者驰援，全国停工停产社会流动降至最低，这场代价的深远影响还未可估量。

当然，希望之光永不磨灭。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虽然灿烂又侘寂，却也成为一种象征。逆行者曾经的悲壮与决绝，同时带给过我们巨大的力量和勇气。全国60%左右的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街市上行人渐渐增多，生机就在喧闹中一点点回来了。

从非常到如常，我们要的不过就是这样的日子罢了。

当如常回来，罹难者却再也回不来了，这将成为中国社会永远的痛，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即便生活都回到了从前的模样，曾经目睹过的一切，曾经亲历过的一切，曾经的惊恐、无助和慌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消化到如常之中。

当如常回来，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完结符的到来？胜利可以是伟大的，但我们必须时时记得，一切战争的胜利中，都一层一层写满了悲剧；庆祝可以是严肃的，但我们必须永远记得，曾经有人用生命为代价，不断敲响过危险的警钟。克制是美德，更是对逝者的尊重。至少，我们不该用胜利的喜悦覆盖曾经有过的惨烈，用表彰的喜庆掩埋还未解开的谜底。

劫劫长存，生生不息。这世上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既敬既戒，惠此南国。这世上也该有不曾忘记的勇敢和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的戒律。

磨难当下，环球同此凉热。

截至北京时间4月15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200万例，新冠病毒更夺走了12.5万人的生命。医卫专家依然在不断发出警告，新冠病毒不会犹如17年前的非典一样快速消失，我们可能在未来的一到两年时间都要与它共同生活。

人类历史上，遭遇过不止一次疫病的大流行。尽管新冠病毒总有终结的一天，但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必须成为我们当下需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面对疫情推倒的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的“多米诺骨牌”，可能带来的另一场巨大考验。

海关总署公布，3月出口额同比数据突破外媒早先预期，只下降了3.5%，依然达到了1.29万亿元。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受疫情影响主要自3月开始，那么，4月或二季度进出口的数据，才是让人更应该担忧的。当下，一些身处外贸行业中的劳动者已经面临着真实的就业压力。这一期《中国工人》杂志里，接受我们采访的蒋开玲每天都在担心失去自己的岗位，因为他所在的外贸鞋厂的订单正在不断被取消，今天还在一起上班的同事，或许明天就要离开。

国内消费市场的回暖依然需要时间，甚至还很漫长。疫情之下，除了游戏、网络教育等极少数行业获得爆发式增长，更多的行业都在阵痛中挣扎。只要病毒阴影不散，人际流动无法恢复常态，饭店、影院、商场等场所即便大门打开，也难现熙攘热闹的往昔，徘徊在生死边缘的这些中小企业，便很难维护劳动者一份安稳的收入。

如此不确定性高发的年代，需要为每一个人留住长久的稳定。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劳动者而言，越是在困难时，越需要一份切实的帮助。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国家保障网络全面启动运转的同时，中国工会正在努力为劳动者送去温暖和关怀。

希望您能注意到这一期《中国工人》杂志里的那些简短的资讯。或许它们仅有寥寥数行，但一字一句都是中国工会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这一基本职责最具体的阐释。比如，全国总工会开通就业服务平台，短时间内已经有1.5万家用工企业提供5万余条用工需求；湖北工会为返岗农民工发放交通补贴、食品和防护用品；江苏省总工会宣布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

又一个“五一”就要到了，这是属于劳动者的节日，我们要像以往一样去纪念和庆祝它。不同的是，今年的“五一”节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95周年的纪念日。192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当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中明确提出：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经过95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份初心始终未曾改变。今天，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工会基本职责，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适应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

这一期的《中国工人》杂志，我们用近40页的篇幅推出纪念专题《创生1921-1925—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我们当然知道，和95年漫长的历史相比，这组专题无法详细涵盖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的所有细节，但这些“故纸堆”里默默流淌着的沸腾热血，依旧激励着今天的我们。

重读历史，再温初心。

每一时，每一刻，我们始终血脉相连，澎湃依旧。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有了长达5天的假期。因为疫情防控依然不可松懈，原本热闹的庆祝集会和游园联欢都不再举行。这样难得的安静时光，倒也让我们能够沉淀下自己的心情，重温这个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的由来，回望历史深处栩栩如生的细节。

说起来，关于劳动的历史一直就在那里，就像五月的鲜花每年都会盛开一样。譬如，八小时工作制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就离不开1922年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三年后的“五一”节，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创生的日子，这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将近4年后，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现可谓水到渠成。这样一段中国工会的沧桑历史，显然需要告诉更多的人。

5月1日，“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刚刚推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生故事，便有热心的朋友悄悄提醒我，早在1920年上海就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器工会。我明白，这位朋友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出现与其他地方和行业工会的出现混淆成了同一个概念。其实，正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联合统一的组织，中国工人运动也从各自为政迈向纵横合力，从此推动历史潮流浩荡向前。你看，经历了95年的漫长时光，历史依然就在那里，不淡不逝，影响着我们的今天，最终成为今天的样子。

在以劳动为主题的五月里，我们需要重新体味劳动之于劳动者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几乎从100天前开始，我们以大面积停工停产停止社会流动为代价，与新冠病毒进行了一场殊死斗争，如今终于吹响了全面复工复产的号角。回看那一段“史上最长的停工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内心深处重新解读劳动的价值。对于需要物质基础的个人而言，劳动是必要的生活来源，劳动意味着活着。然而，对于所有同样需要精神生存土壤的人民而言，劳动又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更是融入人的社会属性里，实现了个体与社会的紧密连接，让我们在形形色色的劳动过程中，担当起定位迥异的社会角色，在价值创造中获得精神层面的极大满足。

刚刚过去的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诞辰202周年。在劳动者备受压迫的19世纪，他用自己的思想影响着数不胜数的革命者和后继者，极富前瞻性地提出“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还在大学校园，即便成为媒体工作者，依然对于劳动带来的精神愉悦缺少足够的感受。直到参与编辑《中国工人》杂志的工作中，才逐渐和工匠、工人成为朋友，逐渐走进更多劳动者的内心世界，深切认同劳动之于劳动者的精神需求，确乎如马克思所言，终有一天会超越对物质需求的价值。

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原本“五一”前夕进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延期了。这样也好，我们可以积蕴起更多的热情与敬仰，让今年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赢得澎湃潮水一般的欢呼。它将再一次印证马克思说过的另一句话—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那些复工艰难的劳动者。比如一些外贸企业的订单正在慢慢消失，就像水流旺盛的管道逐渐收窄了水柱，从涓涓细流变成滴答水花。还有那些再也没有打开铺门的街边小店，每一处的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劳动者家庭的无助和无奈。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五月的鲜花，需要变成看得见的温暖，让所有劳动者的心中都洒满希望的光。

谁也没有想到，全国两会总理招待会上有关流动商贩的表态，一下子点燃了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摊经济。“地摊儿”才刚刚飞了一会儿，热热闹闹的商街夜市便鸣锣开张，绘声绘色的摆摊攻略更是一时纸贵。

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复产复工进程里，一个小小的地摊儿被从不同视角进行着诠释。从“城市温情”到“底层生活”，从“文明经营”到“民间烟火”，都是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生活压力人群的利益表达。

世界疫情蔓延不退，北京疫情死灰复燃，都在为全球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带来复杂的不确定性。一座西部城市的3.6万个流动摊贩，一夜之间新增10万人就业，这组数据显示出底层经济生态的巨大能量，让更多焦灼生计的劳动者看到了希望之光。

我们当然知道，还有很多对地摊经济的不同声音，有些理由也不无道理。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复杂性就是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的常态。人们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不同城市的特点和定位难免迥异，那种一刀切式取消流动摊贩的管理思维早被诟病。这样看来，撕破地摊经济这一窄小的切口，显然是清除管理沉疴、激活民间能量的艰难一步。疫情拖累经济的倒逼之下，如何在保证公众健康和城市秩序的前提下，让社会经济运行拥有更生动的民生温度，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勇气和智慧，更考验着他们有没有把民间疾苦真正放在心头的良知和天职。

所谓管理，本来就是在约束与释放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坦白地说，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管理者的温情，需要保留那些正在挣扎的民间烟火。在一位电影院员工的讲述中，为了随时迎接影院复工，她和工友一次又一次给影厅消毒，把保持安全间隔的座位用胶带封住，但却始终等不到重新开业的许可。她哭着问，几个小时航程的飞机可以照常售票，两个小时的电影为什么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焦灼发问，也是全国上百万影院员工共同的疑问。这群人面临的困顿，也同样需要管理者投入更多温情的目光。

说起平衡的艺术，让我想到8位登顶珠峰的高程测量登山队的队员。150分钟的停留，架设在峰顶的觇标，是他们在5月27日把中国高度亮相给全世界，创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的新纪录。3个月后，最精确的珠峰高度将被他们重新“定义”。

每一次成功登顶的高程测量，都是平衡艺术的成功。从选拔到集训，从大本营集结到登上峰顶，每一位成功登顶的队员背后，都有众多无名之辈的默默付出。其中来自国测一大队的精兵强将，在个人无法登顶的遗憾与集体成功登顶的荣耀之间，平衡着放弃小我与成就大我的辩证关系。有的人甚至不得不在突然而至的家庭变故面前，做出可能余生懊恼的艰难选择。然而，当个体内心的风暴归于平静，闪耀在他们眼中的无畏之光，依旧紧紧盯住峰顶的目标。

一年以前，我曾经去西藏采访过国测一大队。他们在祖国的山川大地奔波，日月星辰见证着每一时的坚持和每一刻的付出。这是中国工人的高度，也是中国的高度。他们和那些地摊经济中起早贪黑的劳作者一道，让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登高峰者，我们要送去欢呼和赞美。摆地摊者，我们要送去温暖和关怀。这样，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有小小的平凡梦想在发芽，都会有让人流连忘返的民间烟火。

生于斯，长于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民间烟火里的平凡梦想，就这样支撑起中国的高度。

农民工吴桂春最近上了两次热搜—

第一次，因为疫情影响工作，准备回老家的吴桂春，临走前到东莞图书馆退读者证时写了一则留言，“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这段留言被上传网络后感动全网，吴桂春也上了热搜。因为热爱读书，他很快便拥有了一份新工作，留在了东莞。

第二次，农民工吴桂春热爱阅读的故事，成为东莞这座以“世界工厂”闻名的城市文化建设成效的一种象征，他被东莞市总工会聘请为东莞职工书屋公益代言人，再次刷屏网络。

在东莞，有太多像吴桂春一样的“候鸟”，每年在老家和打工城市之间来回漂泊。而让吴桂春喜爱上东莞的理由却很简单—这里“有厉害的图书馆”。的确，文化可以涵养一个人，也可以涵养一座城。遍布在“世界工厂”里的653个图书馆，正在改变着这里万千像吴桂春一样的人们，而这些人们也在一点点改变着这座城市。东莞文化新城的发展成果，就显现在一个又一个吴桂春的身影里。

吴桂春的“被”留下，让人感觉温暖。这场持久而此起彼伏的疫情，影响着太多人的生活，当社会投射给吴桂春这样偶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小人物以潮涌般的关注和善意时，还有太多像他一样的群体，期待困境被看到、被改变。至少，吴桂春的生活转机给予更多还未能顺利开工的人们以希望，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会抛下任何一个困顿中的人。

希望会驱走所有悲伤。停工半年之久的电影院，终于等来“复工令”。在全国各地电影院复工紧锣密鼓进行时，成都和平电影院率先开启网络预售，短短几个小时，复工当天的电影票全部售罄。这样的“业绩”，是全国影院从业者期盼已久的，它像一剂强心针，为电影从业者带来重见往日繁荣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在北京疫情响应级别降至3级当天，进出北京机票搜索量瞬间暴涨7倍中，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信心，在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3.2%的数字中，更能感受得到……中国经济在“深蹲”之后的“复起”，显示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也值得我们相信，“上扬”就在进行中。

与其说我们关心数字，关心有关市场的一切，不如说，我们真正关心和在意的是构成这一切的人们。那些与经济相关的数字和现象背后，是一个个像吴桂春一样生动的个体。如果我们像遇见吴桂春一样去遇见每个人，那么就能在每个人的真实故事里，看到一些鼓舞人心的感动。这一切，就像隧道尽头出现的亮光，带给人希望和信心。

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认真地把日子过下去吧，满怀信心，即便未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还会出现，但只要生活的信心不灭，希望的光就能照亮前方的路。

最近，《中国工人》被人“吐槽”了。

一年以前，腾讯视频播出的《脱口秀大会》节目里，来自广东一家汽车工厂的脱口秀演员赵晓卉，穿着富有个性标志的连体裤，把一幕又一幕车间生活的喜剧讲述出来。戏说“工友父亲”的幽默，向往“车间爱情”的心情，这些源自工厂生活题材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粉丝，也吸引了《中国工人》记者的采访。

今年7月，赵晓卉在新一季《脱口秀大会》突围赛表演时，将这次访问编进自己的新段子中—“我很羡慕其他演员，总能接到时尚杂志的采访，拍大片、聊什么喜剧的边界……我也接了一个采访”，有意片刻停顿后，她说出了“《中国工人》杂志”。显然，这个埋下的“梗”炸响了，观众一片笑声。

采访同行的是时尚杂志，采访自己的却是《中国工人》，这种反差鲜明的“自黑”形成了娱乐场上的“笑点”，流露出表演者的自信，也暗含着几分酸楚和无奈。在太多人的潜意识里，“工人”和“工厂”的人与事，与“时尚”和“高级”相隔万里。动辄上亿次播放的综艺语境中，猝然出现这样的“工”字标签概念，不仅带来出乎意料的哄然一笑，也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柔弱角落。

这一次被“吐槽”，更让我们坚定了当初采访赵晓卉的初衷。对我而言，将近2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始终是与“工人”和“工厂”相连的，因为这些，我清楚地知道公共话语中的“工人”和“工厂”所承受的认知分裂。一方面，他们是主流宣传语境中的中流砥柱，有大批值得称颂的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社会视角中的“失落人群”，被时代甩下过，被流水线工具化过，被同情过也被忽视过。尤其是后一种“描摹”，往往既不能完全认同，但又难免无力反驳。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车间女工”赵晓卉。在她的段子里，工人故事和工厂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洋溢着另一种生动和真实。这样的故事和生活与完全的正能量或充满晦涩的负能量完全不同，它促使我们从更加普通而平等的角度，去感知今天的工厂和工人。因此，《中国工人》杂志记者对赵晓卉的采访，不仅仅是报道一位喜爱脱口秀的劳动者，更重要的是试图探讨和传递工人、工厂在大众语系中的形象塑造。或许这样的初衷过于理想化，但我们依旧希望在《中国工人》所展现的时代视野里，工人和工厂的生活能够被描摹出更真实的第三种面貌。

毫无疑问，赵晓卉只是亿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因为在公众娱乐生活里走红的鹅厂脱口秀大会，她又成为观察工人阶级时代影响的一扇窗口。人们送给她的每一次掌声，都是中国社会向工人故事和工厂生活的致敬。作为一本属于中国工人的杂志，《中国工人》的主角永远是缔造大国重器的荣光一代，永远是中国制造流水线上的辛劳面孔，永远是匆匆奔跑时刻不歇的外卖骑手，永远是默默坚守着劳动岗位的每一个人。我们最大的媒体理想，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呈现更多元、更真实的中国工人形象，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有其所有，得其所得，被平等相拥，被温柔以待。

中国的700万外卖骑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被关注。

网络热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仍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反而引来更多的专业学者相继介入，这在话题频繁更迭的公共舆论场里并不常见。

平台算法“压榨”、骑手50分钟违章6次、上海每2.5天就有一名外卖员伤亡……这些新近引爆舆论的事实和问题，从外卖骑手这一新兴就业群体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但是，在AI技术越发成熟的今天，外卖骑手试图寻求喘息的灰色地带被挤压得越发稀少，冰冷的数据直接牵连着严厉的惩罚，一个新兴就业群体的劳动焦虑终于升级成算法时代的公众焦虑。

面对外卖骑手的困境，有的声音把“算法”当成了“背锅侠”，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把问题的核心从价值观淡化成了信息技术。不消须臾，理智的反对声音就已经出现—技术没有价值观，但技术背后的人必须要有。在花哨的新词汇新概念背后，逃不脱的还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张与保护。

平台经济的兴起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并不会彻底解决一直处在合法与非法边缘的劳动权益问题。在“算法”的“压榨”下，外卖骑手头顶高悬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街头狂奔，不得不把自己一次又一次置身于危险的隐患之中。与政府高度关注的工厂安全生产隐患相比，它们并没有过多的差别，都是在用更大的事故几率“兑换”效率的提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唯一不同的是，工厂没有办法推脱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更没有办法逃脱严厉的法律惩罚，互联网平台却可以做到这一切，仅仅承担相比起来微乎其微的责任，有时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外卖骑手的每一次“生产事故”，都是这些奔忙求生者自己的疏漏和过错。

一方面是门槛聊胜于无的就业大门让外卖骑手几乎找不到个人的存在感，另一方面是平台寡头霸占着“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如果再加上劳动法律、政府管理、商业伦理道德这样的第三方约束既低效又散漫，最终使这场有关互联网时代劳动权益的博弈变得毫无悬念。就像在这场有关外卖骑手困守系统的讨论中，媒体学者的批评洞察深邃，平台企业的表态却轻描淡写，最能强硬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府权力，反而有些欲说还休。

84年前，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在他的代表作《摩登时代》中，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现了工业初时代的工人生活，让人们记住了单调重复的机械作业导致工人患上精神病的场景。10年前，富士康员工“××连跳”悲剧的发生，显露出劳动者真实生活的残酷的一面。10年后的今天，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化过程中、平台经济浪潮下外卖骑手的困境，几乎就是当年流水线工人无奈挣扎的翻版重演。但是，和当年万众齐讨富士康的尖锐声音相比，平台企业道德耻感的低下令人齿冷，监管部门出手整治的觉醒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震慑。

在媒体的描摹里，如今的外卖平台巨头的那位创始人，曾经也有过温暖芸芸众生的情怀。他看着北京五道口的熙攘人流这样说：“做互联网创业的人，很少考虑怎么去帮助这些人，这些普罗大众。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机会。”今天，属于创始人和资本的机会变成了漂亮的财报，当初帮助普通劳动者改变命运的情怀，还有多少余温？

尽管舆论场里热闹非凡，骑手与平台，这场数字时代的劳动博弈，胜败结果显然毫无悬念。但是，在席卷社会生活的信息时代大潮里，如果无人能够解救“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我们奋力奔跑的目的和意义，又在哪里？

我们的幸福

假如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五年一度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肯定早就结束了。在充满不确定的这一年，原本应该5月盛开的鲜花，或许将在深秋过后才能开遍原野。这样也好，因为涌现出那么多在抗疫一线经历生死考验的劳动榜样，整个中国社会都会把最真诚的敬意献给今年佩戴上劳模奖章的劳动者。

劳模大会是对劳动者的最高礼赞，也是对社会价值坐标系的又一次重申—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劳动，早已写进它一路走来的历史中，镶嵌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制度里。

87年前的春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召开了一次劳模表彰大会，5天的会期里，领袖和劳动者心手相连，传播模范精神，推广生产经验。正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预演”一样，1933年的这次劳模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劳模表彰制度的起点。

历史是一道曲曲弯弯的时间长河，不变的是浩瀚星海的灿烂光芒。从1950年到1960年这10年间，4次劳模群英会推出的时代领跑者，直到今天依然是鼓舞中国社会的精神财富。从孟泰、时传祥、王进喜、吴运铎、李四光、赵梦桃、郝建秀到倪志福，他们的精神代代相传，深深印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从改革开放的春天开始，劳模评选制度日臻完善。1980年，《劳动模范工作暂行条例（试行）》发布；1982年，奖励劳模写入宪法；1989年起，全国劳动模范评选表彰工作基本形成每五年一次的固定届次，随着时间推移，进城务工人员、民营企业家等群体又逐步进入劳模评选范围。这些时光留下的足迹，构建并延续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坐标。

劳模评选活动，伴随着生产活动而生。劳动模范的评选和表彰，也与时代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如果岁月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深深地打上时代特色烙印的劳动模范人物，就是这条河流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谱系不断丰富的记忆锚点。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自我奉献牺牲的精神，他们的面孔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相亲相爱相扶的面孔。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中国。

5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回荡在人民大会堂—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从那时到现在，劳动之光闪耀中华大地。高铁加速发展，大飞机启航蓝天，“天眼”探秘光年之外……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在劳动者的手中一点点建设起来。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到工匠精神，这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丰富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涵，把每一位平凡岗位上的无名之辈，都变成了用脊梁撑起共和国厚重基石的人。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说过，将无法实现之事付诸实现，正是非凡毅力的真正的标志。对于《中国工人》杂志而言，我们96年的沧桑历史，就是始终与中国社会亿万劳动者相随而行的历史，就是记录每个时代劳动榜样的理想、坚守、热情、奉献和创造的历史。陪伴着这些最伟大的力量成长，就是我们的幸福。

CHINESE WORKERS 1

“我们工人文化宫见吧。”

和三五好友相约，学舞蹈，打灯谜，参加各类技能培训，陪伴孩子课外辅导……几代人的记忆里，工人文化宫都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尽管场地或许大小各异，但在文化场所匮乏的年代，能够昂首走进工人文化宫的大门，不能不说是“工人老大哥”的骄傲。

岁月轮转，市场经济浪潮扑面而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城市生活渐趋丰富的同时，记忆里热闹的工人文化宫却渐渐陈旧衰败。即便有些工人文化宫照样霓虹闪烁，里面的商业气息却越来越浓，从高档餐饮、贵族按摩到豪华商场，昂贵消费的门槛拦住了工薪阶层，“既不见工人，更没有文化”。有的城市的工人文化宫，甚至被拆除用作地产开发，再也找不到曾经的踪影。工人们说，没有工人文化宫的日子，没有滋味，不是滋味。

如此尴尬的状况，不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让工人文化宫的管理经营者如芒在背，突破政策窠臼的呼声此起彼伏。“以文为主、多业助文”，成为工人文化宫总体发展思路，并且延续了长达20余年的时间。由此开始，困难重重的工人文化宫事业渐有亮色，“以商养文”增强了“造血”功能，一些老牌工人文化宫恢复了职工文化活动，重新为劳动者打开大门。然而，作为一项服务职工的公益服务，工人文化宫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没有源头上的根本解决，仅有社会合作的运营市场化，肯定走不快，当然也走不远。

终结迷茫的那一刻，出现在5年前的夏天。2016年8月，全国总工会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工人文化宫管理的意见》，要求工人文化宫坚持公益性发展方向。3个多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工人文化宫明确了法律地位和政府保障责任。工人文化宫的改革大潮动地而来，如同一池活水，在各地工会的各处场馆激荡起变革的浪花。

今天，在百度搜索输入关键词“工人文化宫”，瞬间呈现的2140万个网页中，有了太多工人文化宫“重装归来”的消息。短短5年时间，各级工会组织坚守公益性的前提，强化人员和资金保障，曾经深受工人欢迎的“学校和乐园”回来了，曾经冷清凋落的工人文化宫“活”起来了。工人们说，“我们的生活又开始变得有滋有味”。

这一期《中国工人》的封面报道，选择了工人文化宫。我们试图用文字和影像表达出足够的关注，让工人文化宫进入人们的视野。面对全新的社会生活场景，今天的工人文化宫应当有什么特点？最受职工喜欢的工人文化宫是什么模样？应该给新生代劳动者留下怎样的工人文化宫记忆？一个又一个“时代之问”，留给每一位倾力工人文化宫改革发展的工会人。

记忆里的工人文化宫是黑白的，满满的时代气息。

憧憬中的工人文化宫是彩色的，盛满了工会人的情怀。

从鲜明的身份认同到趋弱的群体观念，从情趣相同的文化需求到更具特性的生活格调，今天的劳动者正在被时代的变化所改变，正在被社会的变迁所改变。依然没有变化—并且永远不会变化的是，工人文化宫对于劳动者的存在意义，无论是它的引导，它的感染，它的启发，都在塑造着社会中坚力量的文化底色。

工人文化宫改革发展的蓬勃生机，让未来的场景充满迷人的想象。

每年“五一”前的“劳动群星闪耀时”，这一次推迟到北京的早冬，给渐增寒意的日子带来了炽热的力量。就像5年前一样，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依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最高规格。当《义勇军进行曲》在人民大会堂响起的那一刻，1689位全国劳动模范和804位全国先进工作者名至实归，接受着整个中国的致敬和欢呼。

“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功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劳动模范的最高赞赏。在全文4000多字的重要讲话里，先后9次出现的“改革”依然是振奋人心的主题。从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到队伍壮大，这些与改革相连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措施，继续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寄予殷殷期望。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让这样的社会风尚真正蔚然成风，离不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获得真正的尊重，离不开亿万劳动者凭借自己的双手拥有美好的生活。这就意味着面对“明天谁来当工人”的尴尬，我们其实已经别无选择，“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更不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唯有改革，才能让劳动的价值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为劳动者的未来留下充满荣光的希望。

与产业工人相连的“改革”，发轫于2017年2月。其时，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一时之间，“产改”成为热词，“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成为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目标。然而，改革的字典里，从来都没有“容易”两个字。打破既有格局必然遇到阻力，调整既有利益必然遇到难点，产业工人队伍的利益分配、素质能力和政治待遇，更是牵动着方方面面。或许，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都是对改革推进者的提醒和告诫。

这一期的《中国工人》，我们用24个页码的重磅篇幅“解码江苏产改”。从苏北到苏南，4路记者分赴南京、徐州、泰州、扬州、无锡、南通、苏州，行走在工业园里，驻留在流水线旁，观察出现在产业工人生产和生活中的点滴变化。我们试图通过宏观改革布局与微观改革成效两把标尺，努力客观描述江苏工会所经历的阵痛与领悟，为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分享“江苏经验”，提供“江苏模式”，贡献“江苏智慧”。

行走江苏大地的采访，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充盈在产业工人心中的获得感，更是那些为产改殚精竭虑的“燃灯者”。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省级产改试点之一，江苏工会参与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彰显决心，实施改革的方式与路线鲜活适用。它以对产改意义的生动宣讲，点燃广泛参与、群体呼应的改革热情；它以推进点线面的全方位试点，破局规则不清、难题缠绕的改革困境；它以问题导向促动改革的务实之风，发酵星火燎原、层层传递的改革成效。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中国工会需要以锐意改革进取的新姿态，把准改革发展之脉，谋定守正出新之策，再启攻坚突破之局，善为精准发力之举，继续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同频共振。

绵绵不息，久久为功。改革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

2021，你好。

2020，再见。

2020年12月29日，23岁的拼多多新疆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半下班途中猝死，没有等到每一位年轻人都热盼的新年。

7天后，拼多多官方社交账号“谁不是拿命换钱”的冷漠发声，彻底激怒大众，引发“舆论海啸”。无论这一句辩白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苦加班久矣”的社会情绪终于有了一次集中释放，一个青春生命的消逝把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话题推向焦点。

搜索新闻，以“996”和“过劳死”为关键词的资讯超过100万条。在一家全球声名显赫的超级公司，“员工22个月无休猝死”；一天配送48单的外卖骑手，家属指称“过度劳累独自在出租屋去世”……类似这样的惨痛个案，让人们有理由怀疑我国每年60万猝死者中，究竟有多少人可以和“过劳死”联系起来，发出“时代必然还是法制乏力”的诘问。

统计显示，从2019年开始，第三产业已经在中国产业结构中跃居第一，GDP占比达54.3%。这一产业的从业者身份繁杂，既有站在经济潮头的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也有伴随新经济业态而生的快递小哥。表面上看，有的人出入于俯瞰城市的豪华大厦，有的人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巷尾街头，但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往往是相同的。一些管理极端的企业无视国家法规，恣意淡漠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致使类似“深夜下班路上猝死”的悲剧接连发生。尽管今天不再是制造业独领风光的时代，“富士康14连跳”的悲剧却没有终结，因为劳动者和资本的天平依然需要真正的平衡，依然需要强大的力量去约束资本的欲望。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向拼多多这样的互联网服务企业。这些依托于手机移动端和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最终还是离不开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完成“最后一公里”，其中就包括那位猝死的拼多多员工。从制造工厂到互联网公司，劳动者面对资本时的弱势和无助少有区别，新经济时代的资本甚至用更具鼓动性的所谓“企业文化”，为漠视劳动法规的“企业规章”披上“员工自愿”的合法外衣。上市敲钟的资本盛宴，难免隐含着畸形“加班文化”之下，劳动者付出的生命和健康代价。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盛行一时，企业却不能用慈善捐助去代替对员工劳动权益的尊重。标准工时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惠民成果，已经融入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任由某些互联网巨头企业随便践踏。我们需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生活繁荣富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奋斗的时代里，企业之间的竞争狂奔可以把忽略个体权益当成垫脚石。如果资本的欲望出现失去控制的苗头，我们就必须同时用道德和法治的力量为它勒上缰绳。

2006年7月29日，沃尔玛在中国的首家工会组织在福建泉州诞生。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这家向来抵制工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低下了高傲的头，以平均每天一家的速度在各地分店成立工会。与沃尔玛相比，拼多多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没有任何底气可以挑衅法律。它们如果坚持继续这样做的话，劳动者最终会“用脚投票”做出取舍，劳动执法者也一定会变得更加刚硬起来。

对于正在创造自己生活的年轻员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但绝对不会是“拿命换钱”。梦想实现的感觉，本就该是幸福的滋味。

人，永远只应成为发展的目的，而非发展的工具。这是理想，也应该成为共识。

当它真正成为共识的那一天，漠视共识的企业必将成为历史的过客，劳动者的生活一定会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辛丑年的春节，因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需要变得不寻常起来。政府号召，百姓响应，这个从虞舜兴起延续的岁时节日，有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打开方式。那些就地过年的“原乡人”，少了很多老家亲友拜年团聚的热闹，却有了七天的长假去培养对于工作地的情感认同，这就是哲学里说的“事物总有两面性”吧。

对于我们而言，这已经是第二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事实上，除了没有那么声势浩大的人口流动，今年的除夕光景充满了平安与祥和。只有出现在央视春晚直播里的抗疫医护人员照片墙，才让人想起我们付出过的艰辛与苦难。

去年的除夕，央视春晚像往年一样的太平喜庆，在猝然而来的险恶疫情面前尴尬失色。那一夜，电视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武汉已经“封城”，用鲜血写下请愿书的白衣天使正在紧急集结，运送救援物资的空军飞机穿梭在疫区上空。

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中国社会不得不放弃所有的正常秩序，不顾一切地与病毒赛跑。那一夜，多少泪水交织着责任，多少恐惧伴随着勇气，为那些被病毒阴霾惊恐颤栗的人们，送去一束照亮未来的光。从此开始，一批又一批平凡英雄挺身而出，一群又一群无名之辈默默奉献，一道全民抗疫的坚强防线坚不可摧。

从抵御到抗击，从阶段性胜利到接受与之共存，病毒的传播无意间成就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民科普。我们学着改变生活方式，我们开始适应新的社交习惯，我们从恐惧中走出来，开始尝试学习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翘首以待科学与技术再次发挥拯救世界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免费核酸检测，一轮又一轮疫苗免费接种，都让我们的勇气变得更有底气！

从恐惧到出击，从赞美英雄到痛击偏见，新冠病毒的传播又一次成为检验人类文明的试金石。正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敏锐洞察到的一样，瘟疫会改变社会，包括丧葬习俗和宗教仪式，更包括法律与道德。

我们解读这一次带来太多痛苦和死亡的全球超级疫情，必然离不开两种维度—在自然科学的世界里，再一次重新认识到需要尊重自然；在社会人文的历史中，再一次发现人类面对绝望拼死抗争的宝贵品质。如果科技注定是一场智者个体对人类群体的拯救，那么，在科技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前，平凡之辈赴汤蹈火的巨大勇气更值得被赞美，更值得被永远铭记。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在抗击新冠病毒一周年之际，这一期《中国工人》推出《战疫这一年》特刊，通过“记疫”“改变”“共存”“希望”四幕历史，全景回顾中国社会刚刚经历的365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希望用人类最传统的纸张印刷方式，真实记录那些在死亡威胁面前挺身而出的面孔，向那些拥有向死求生勇气和品质的无名之辈致敬！

塞内加说过，勇气通往天堂，怯弱通往地狱。塞万提斯则说，有了勇气便能粉碎厄运。蒙田更是认为，在全部的美德之中，最强大、最慷慨、最自豪的，是真正的勇敢。在人类的历史智慧之中，勇气一直在改变着人类的命运。

这一次，勇气改变了中国。

让我们带着勇气出发，哪怕未来依然需要面对大自然的磨难。

让我们时刻感恩生活，赤诚勇敢，爱的人，都喜乐如常，盼的事，都归于心上。

祝好，祖国。

舆论场里，从不忽视关注劳动者的声音。全国两会的参政议政场，更是如此。一条来自政协委员“对一些企业超时加班进行监管”的建议，便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这样的问题持续出现，在诸多行业中以互联网企业尤为明显。倒在新年钟声之前的那位拼多多加班女员工，显然是畸形加班文化的牺牲品。

超时加班成为社会痛点，它对劳动者经济权益和健康权益的侵害，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就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在代表团讨论中直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对这些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陈刚的这一发言，最早发布在北京官方新媒体“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就在我们这一期杂志发稿时，这一条短视频获得的“点赞”，至少高出同时发布的其他“两会同期声”6倍以上，转发量更是达到18倍。社会大众对于工会“站出来”的支持和期盼，由此可见一斑。即便在诉求表达更加便捷的信息化时代，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依然需要工会组织“站出来”，实现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效表达和强力支撑。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这是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工会曾经一次又一次“站出来”，以亿万职工“娘家人”的姿态，成为那些一时遭遇工作和生活困境的劳动者的“保护神”。“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这不仅仅是28年前工会送温暖活动的主旨，更由此衍生出“送温暖工程”，一直延续到今天。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每一个温暖的细节都会被沉淀下来，留在历史的深处，默默记录着曾经的那份柔情。打开搜索网站，键入“饺子＋春节＋工会”，能够查找到中华全国总工会2002年发出的一份通知，新闻报道的主题是“决不让特困职工因生活过不下去发生意外”。这样的表述，显然有着当时的特殊事态，“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帮助人”的定位，则显示出一个“站出来”的工会形象。

19年后再看这份通知，让人动容的是“保证每一户特困职工家庭过年都能吃上饺子”这一庄重承诺。和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套话连篇的文牍相比，关于饺子的19个字平实无华，既不排比，也不铺陈，却让我们在时光穿梭那么久以后，依然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工会坚定而温暖的意志。老工会们都记得，就是在那一年，全国各地工会公布了热线电话，在烟花璀璨的除夕，工会干部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带上饺子赶到那些有需要的特困职工家中。这样的一幕，有多少温暖，就有多少力量。

如今，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工会参与城市精准扶贫的成果斐然，不再需要大年夜去送饺子了。但是，工会“站出来”的使命和责任依然还在，劳动者期待工会为自己仗义发声的目光和需求依然还在。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剧了劳动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深度关注并积极维护互联网衍生职业者的合法权益，需要中国工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因地制宜地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服务机制，让工会的心和劳动者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这是数千万互联网衍生职业者的寄望。

这也是你的寄望，我的寄望，亿万劳动者的寄望。

北京天安门东侧，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太庙，这个五一节成为劳动群星璀璨生辉的地方。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百年劳模图片展，浓缩了118位劳动模范奉献生命的时光印记，静静地接受着参观者的敬仰和尊重。

与故宫一道红墙相隔，太庙的人流远远比不上那边的熙熙攘攘。然而，从那些定格历史瞬间的图片里，人们却获取了更多的精神力量。在展览结束的展厅位置，主办者细心地放置了一本“留言簿”，上面写满了不同字迹的感动与感慨—

“向共和国的劳动功勋致敬！”

“劳动者是创造世界的英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最光荣！”

“加油，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们！”

……

所有这些留言都是自发的，来自那些被榜样精神深深打动的内心。我能够想象出来，促使他们—职工、学生和孩子—写下这些留言的，是那些在平凡岗位默默攀登山峰、跨越河流的劳动身影。我还能够想象出来，当他们走出太庙大门的时候，一定已经悄悄注满了前行的信心和勇气，要在人生之路上成为事业的强者。

能够为这次百名劳模图片展做一些事情，让《中国工人》与有荣焉。整个展览最终遴选出的118位榜样人物，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百年历程。118个人的故事，共同汇聚成中华民族自立图强的奋斗历史；118个人的面孔，清晰印刻着时代浪潮奔流涌动的脉络方向。主办方希冀通过这些至今感动中国的名字和影像，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与党同行、栉风沐雨、开创伟业的壮阔画卷，展现出亿万劳动人民“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的肺腑心声。

在太庙的这次展览，浓缩着中国劳动模范表彰制度的发展沿革。1934年，劳动模范的称号首次在中央苏区的生产实践中出现，那些第一次接受表彰的优秀劳动者，每人得到了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9年以后，习仲勋、王震等22人当选劳动英雄，每人获得一份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奖状，奖品则是一条毛毯。到了今天，劳动模范获得的物质奖励已经是真金白银，但比不断增加的奖金更有价值的还是那枚金光闪闪的奖章。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中国劳动模范表彰制度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实现宏图伟业的历史，就是亿万劳动人民把真干作为本分、把实干作为责任、把苦干作为追求的历史。迄今评选出的3万多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汇成一道熠熠生辉的璀璨星河。在低矮潮湿的昏暗巷道里，他们是集聚光亮的黑色粉尘；在杳无人烟的苍茫林海中，他们是孕育希望的伐木号子；在漂洋过海的漫长航线上，他们是期望美好的思乡情感……正是在他们的榜样感召下，更多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聚合起来，改变山河，创造世界。

红五月的这一期《中国工人》，我们用64页的篇幅全景展现百名劳模图片展的内容，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向118位劳动模范致敬，向所有在劳动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无名之辈致敬。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对未来的最好期待，就是担当新的使命。

梦想为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奋斗作桨，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了。

在浩瀚无边的历史中，100年或许只是惊鸿一瞬。但是对于中国大地而言，中国共产党用100年时间重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德国小镇特里尔的一粒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伴随着红色的激流汇入东方的黄土地，革命的巨澜托举起震惊世界的东方日出。

有人曾经把我们的党称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从第一批50余位共产党员起步，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建立起属于人民的一个新国家。就连挑剔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时间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却将历史的细节悄悄地沉淀下来。重温党的早期岁月，便会发现这些细节在角落里散放着智慧的光，触摸它，感受它，顿悟之感油然而生。

90年前的红色苏区，戎马倥偬的毛泽东“三进才溪”，到最底层的社会去探寻政权治理的“密码”。他来到乡里的列宁堂，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围坐在长桌旁，每一次调查会都开得笑语欢声。其后的一个初冬冷夜，一盏马灯陪伴毛泽东伏案疾书，写出了《才溪乡调查》。

如果没有真正彻底的蹲点调查，断然不会有这样详实的数据—“才溪乡16至55岁男子共1310人，出外参加红军的多达1011人。”当然，更不会有这样智慧的论断—“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毛泽东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

10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程，为的是始终恪守历久弥坚的初心，譬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再譬如“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就在这期《中国工人》即将付印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正在策划采访分散在15个地区蹲点调研的全总机关干部。从5月中旬开始，50名工会干部背起行囊，离开北京长安街边的机关大楼，走向最基层的区乡镇街工会组织。他们的使命，就是到基层寻找经验和解决办法，突破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他们的担当，就是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变成“浮桥”或是“断桥”，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变成“空中飘带”。

如今，这些来自全总机关的工会干部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劳动人民之中。在革命老区，他们调研新就业群体的生存状态；在西部古都，他们为促动跨国公司建立工会殚精竭虑；在改革开放前沿，他们努力面对不同利益的纠结交汇，不同观念的激荡交锋。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阵痛与欣喜、僵持与突破之中，探悟厚植工会根基的现实逻辑和实践路径。

7年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过汉代王充《论衡》里的名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借以表达告诫，为政者要把自己融入最底层的百姓。从这一意义而言，正在基层蹲点的50位全总机关工会干部，正在书写着50份传承党的调查研究传统的全新答卷。

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工人》杂志也已经问世97周年了。1924年那份创刊号的朴拙样子，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里的谆谆勉励，延安杨家岭东山上的《中国工人》编辑部旧址，都让我们今天这支年轻的编辑队伍，时刻感受到沉重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

请允许我们为党送上赤诚的祝福。

时代不会辜负我们，我们同样也不会辜负时代。

中国的每一天，都是改革的新一天。

2020年8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正式公布了“2亿”这个数字。

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李忠直言灵活就业是解决低收入群体就业的重要途径，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规模在2亿人左右。

2021年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审议现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表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2021年7月12日，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美团（上海）公司建工会了！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申工社”发布的消息甚至不到500字。但是，对于集纳了大量灵活就业群体的重点平台头部企业而言，美团（上海）公司迈出的这一步，与15年前沃尔玛在福建晋江成立在中国的第一家工会相比，几乎产生了同样强度的震动。

从陈刚的“站出来”到上海（美团）公司建会，中间仅仅相隔了120余天。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只是惊鸿一瞬。但是，在维护灵活就业群体的征途上，它显然成为充满温度和力量的“工会时间”。从此开始，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家政人员为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有望快速挣脱“弱从属，无保障”的尴尬窘境，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权益维护将被进一步推到前台。

毫无疑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二元化需求应当得到正视，这就使得灵活就业者成为相对特殊的劳动者群体，难免可能游走在资本和法律的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工会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持续改革，把已经被实践印证有效的组织建设和服务方式，从标准劳动关系群体向非标准劳动关系群体扩展，才能让“站出来”的结果遍地开花。就在本期杂志付印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印发，这意味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工会的重点任务，久久为功，以促进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履行好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

美团（上海）公司建会倒计时之际，《中国工人》派出采访组奔赴上海，聚焦这座国际化超大城市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课题，解剖在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都市街巷织密工会服务职工网络的生动实践。我们走进企业、楼宇、园区、街镇的劳动者中间，努力辨析上海工会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推进的路径，捕捉工会工作者们维护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的创新智慧。

这一期《中国工人》，我们用22个页码推出深度报道《激活基层工会的上海之策》，正是为了最详细地展示上海工会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如何实现覆盖并服务灵活就业群体、劳务派遣工、农民工、非公企业白领职工，为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提供可资借鉴的“上海经验”和“上海模式”。美团（上海）公司建会背后的工会改革创新理论和基层组织建设逻辑，相信可以在这样一组全景追踪的报道中完整呈现。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救济工人”被写入总章。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又一次提及这一历史深处的细节，勉励所有工会工作者为实现亿万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时间就像星辰大海，慢慢抬升着改革的水位。

中国工会的改革步伐，壮阔波澜，从未止歇。

中国工会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关注，始终坚定，一直温暖，总有力量。

在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骤然升级的时刻，《中国工人》派出的七路采访小组分别驻留深圳、西安、抚州、宁海、合肥、石家庄和天津，和基层蹲点的全总机关干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这一期，我们用20页的篇幅，全景展示正在继续进行的全总机关基层蹲点活动，集中刊出50位蹲点干部的照片和感言。杂志清样上的那一张又一张面孔，就是他们正在基层努力融入劳动者的模样，就是他们正在泥土中机床旁烈日下成长的模样。

在我的手机里，一直留存着江西蹲点工作组组长孙涛发来的一条微信—“记者和我们一起进工厂 ，下车间。今天，正赶上高温天气，温度在三十五六摄氏度的生产车间里没有空调，不要说干活儿，就是光站在那里，就是一身汗。”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派去和江西蹲点工作组一起劳作的年轻记者，早已经用更感动的心情描述过自己在那里见到的一切。

发生在江西蹲点工作组的这一幕，是散布全国各地的15个机关蹲点组的生动缩影。“站在仓库里靠在马路边，与司机一样顶着烈日”“和骑手一起吃饭聊天”“穿上蓝色工装，与职工一起吃食堂、住宿舍、干在基层一线”……无论是从哪一个蹲点工作组采访回来的记者，都能如数家珍地历数打动自己的细节。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从改变50人到改变更多工会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蹲点实践。他们离开长安街边的全国总工会大楼，进园区，进车间，在街巷，和他们服务的职工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聊在一起，从“近距离”到“零距离”，慢慢实现了与一线劳动者的同频共振。蹲点的每一天，都是淬炼的每一天，都是陶冶的每一天，都是升华的每一天。

古人常谈“功不唐捐”，大抵可以解释为“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白付出，必然有所回报”。南宋诗人陆游晚年亦曾写过七言绝句《冬夜读书示子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14个字，由宋至今代代相传。这些古词语的意思糅合起来，对于今天从事群众工作的工会干部来讲，便是要到劳动生活的实践课堂中去，沉下身，安下心，真正读懂“一口热饭、一张床铺”对劳动者的珍贵，真正做到“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历史硝烟中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数年后就要迎来成立100周年的辉煌时刻。刚刚发布的《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走向未来的路线图。面对更为复杂的对象、领域、任务、方式和环境，让传统的线下型、单向型工作方式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让工会的手臂更长地延伸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亟需工会干部深入一线掌握最新情况，研究破解之道。当这些走出北京的蹲点干部回到机关大楼，相信长安街边会有更多“泥土的味道”。

那天晚上，在陕西蹲点工作组的驻地，我们的记者听到了一首《你鼓舞了我》的歌曲。歌词是：“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是的，在全总机关干部基层蹲点活动里，50位蹲点干部好比50粒种子，在火热生活的沃野上生根开花，从生产一线的劳作里汲取力量，时刻鼓舞着自己去奋斗，去奉献。

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就这样又迈出了扎实一步。

中国工会与亿万职工更加水乳交融的时刻，就是更加充满活力的时刻，就是更加坚强有力的时刻。

“有时间我一定要上你们那儿，走一走看一看。”

“欢迎您，我们盼着您的到来。”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会场。习近平总书记用温暖的话语，在此和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领奖代表安长明许下约定。

178天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站在海拔1900米的月亮山眺望茫茫林海。安长明骄傲地站在总书记的身边，感动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次约定，竟然这么快就成为现实。

这是一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一线劳动者的践约之行。这更是党和政府对于一代又一代林场职工传承“塞罕坝精神”的最高褒扬。

一次约定的背后，浓缩的是林场职工艰苦奋斗的漫长时光。

从1962年开始，包括骨灰被撒在马蹄坑大会战旧址的王尚海在内，成千上万林场职工苦守荒山，啃窝头、喝雪水、住窝棚，让一片草木难生的蛮荒之地，终于成为郁郁葱葱的万顷林海。

我想，这何尝不是林场职工践行“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的明证，又何尝不是亿万劳动者践行与党同行、为国分忧、为民族挺起脊梁的重重承诺的缩影！

约定，承诺，践行。塞罕坝的故事，蕴含着党的领袖和中国工人水乳相融的深沉情感。“去一次塞罕坝”，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林场职工的小小约定。它的背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是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的重重承诺。从小小约定到重重承诺，它显示出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也显示出生态文明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要素，更显示出亿万劳动者在党和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量。

《史记》有言，“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成语“一诺千金”由此流传。在中国发展的宏大命题里，安长明和塞罕坝林场职工的身影毫不起眼，但无数普通劳动者构成的中国工人群体却伟大而有力量。他们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次约定”，有理由成为《中国工人》杂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进行精神回访的开篇。

今年8月底，《中国工人》的采访小组驱车北上，走进了塞罕坝的历史。我们看到，那张斑驳的黑白照片上，最早一代林场职工的笑容，穿透漫漫岁月的尘埃，依然传递着信仰的光芒。我们看到，“六女上坝”的发起人陈彦娴不再青春，从黑发到白发的人生融入了塞罕坝的绿色。我们看到，每15分钟汇报一次瞭望情况，3个月才下山一次，驻守在月亮山望海楼里的刘军王娟夫妇，念念不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打开自己家里冰箱的那一刻。

精神的力量，可以把黄沙变成绿洲。

时间的力量，可以在分秒中塑造着更好的世界。

我们冀望，习近平总书记与职工朋友们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能够激励亿万中国工人在新时代的历史征途中，前进，前进，再前进。

十月，又是一个新的发行季，编辑部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作为一份1924年创刊的红色杂志的传承者，我们时常面对前辈们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沧桑文字而感到惴惴不安，唯恐因为自己的懈怠而辜负这份刊物的初心使命和素未谋面的读者们。这份不安，源于对历史的敬重和怀念，因为岁月的味道和痕迹，便是那些不能遗忘的慷慨激昂的鲜血，便是那些穿越时光长河依旧弥漫的硝烟。

历史一直是有分量的，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变得虚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千古名句能够流传至今，显示出人们对于充满家国情怀的慷慨赴死者，从未忘却，始终怀念。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悲壮战役的电影，“神速”打破14项中国影史记录，表面看上去有些出人意料，其实是时下社会心理的必然显现。整个民族历史记忆的觉醒，让回望过去的故事有了真实的温度，触摸着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连接的是今天，绵延不息地流向未来。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回望的不仅仅是极度严寒天气下的一场惨胜，还需要回到历史风云的原点，在斑驳模糊的旧地、旧事和旧景里，寻找那些最终改变国家走向和民族命运的初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逢五逢十”都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逢百”更是如此。这期《中国工人》，继续推出“中国工运红色足迹”系列报道。从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到武汉，从延安到哈尔滨，我们试图在细致描摹6个工人运动重大事件发生地，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回到历史现场。《中国工人》的新媒体则用“云游长辛店二七革命旧址”的直播活动，在网络时代以现代视听的形式还原历史，瞬间刷屏的4万“留言打卡”，至少代表着被历史打动、向先辈致敬的4万颗心。

不忘历史，这是后来者无法放下的责任。因为一段战争历史的再现而喷涌的爱国情怀，不应当仅仅是一时一刻的感动。那些在影片结束后面向银幕抬手敬礼的人，那些为蹒跚观影的志愿军老战士鼓掌欢呼的人，那些走出影院重回太平盛世忍不住泪流满面的人，都需要把刹那间的感动延续下去，自觉成为传承历史的践行者。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英雄的最好纪念，就是把英雄视作人生的榜样。

在历史写就的生活教科书里，无数如同你我一般默默劳作的无名之辈，构成了人民、国家和民族，让这些原本概念化的词汇鲜活起来。就像城市里那一块块“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标语，让每一位行经者在每一次注目的时候，不由得去思考更为博大的含义和逻辑—只要人民抱有坚定信仰，就能抱团成为力量无穷的国家，整个民族就会始终拥有希望。

回望过去，驻足现在，面向未来。

历史和英雄不可辜负，时间和努力不可辜负，理想和初心不可辜负。

深秋与初冬交接之际，又一轮疫情蔓延开来。

就在这一期杂志行将付印的时候，新一轮疫情已经波及20个省份。这里持续出现确诊病例，那里升级为中高风险地区……伴随着这些揪心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再一次变得缓慢起来，打乱了人们预定的行程计划。

这些接踵而来的变数，即是生活中的无常，在科学里同样有定律式的表述。94年前，量子力学主要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论证粒子的位置、速度与普朗克常数的关系时，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粒子位置的不确定性，必然大于或等于普朗克常数除以4π。这一概念引入生活，便有了“若你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以，一切都不确定，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的解读。

这意味着我们在人生的巨大不确定性面前，需要学会接受，彼此宽容，分享艰难。因为新冠疫情的存在，我们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突然陷入糟糕和窘迫。一位快递员只是送货，偏巧赶上了十万火急的疫情封闭，就这样被困在陌生的住宅小区。但是，不确定性的“糟糕”，最后被他变成了确定性的“美好”—成为服务小区居民的防疫志愿者。

快递小哥再次成为新闻主角，让人回想起，即便在2020年初疫情突发的艰难日子里，他们都没有给自己按下“暂停键”，一直在用自己的奔跑镇定着整个社会的心。城市的街头巷尾，快递小哥的奔跑始终是确定性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生计奔波的平凡者，他们的样子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的样子—对生活充满希望，危机来临时勇敢承担责任，在被击倒之前不停奔跑。

庆幸的是，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磨炼了我们今天不再慌张的沉稳，疫情的磨难塑造了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这种自信是上万人核酸检测现场的绚烂烟火，是短视频平台上赞美英雄的童声版《漠河舞厅》，当然也是如期而至的“双11”消费热浪。仅仅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全国揽收的快递包裹就达到5.69亿件。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离不开时刻奔跑着的300万名快递小哥。从城市到乡村，他们送出的每一单快递，都是一桩心愿，一盏心灯，一处光明。

同样庆幸的是，就像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样，快递小哥在自己最忙碌的日子里，正在收获我们这个社会的更多尊重与关爱。快递运费“涨价”，人们可以平静接受，因为它意味着始终奔跑的快递员迎来了“涨薪”。就连充满老牌文艺范儿的《诗刊》，都开始跨界联手物流平台企业，共同打造诗意浪漫的文化项目。如果在街头见到物流快递箱上印着的诗歌文字，那一定是赞美快递小哥的一抹温柔。

这样的时刻，中国工会当然要显示出坚定不移的国家力量。在杭州桐庐的主会场，全国上百个分会场的景况出现在大屏幕上，5万名快递员在网上集体宣誓入会。在北京长安街边的工会大楼，“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正式启动，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应声而行，送思想文化，送身心健康，送平安保障，送温暖关爱，送工作岗位，送技术提升，让工会的声音听得见，让工会的行动看得见。

诚意值拉满，浪漫值拉满，氛围值拉满，温暖值拉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通过努力去增加自己的确定性。

向每一位向着美好奔跑的劳动者致敬！

奔跑吧，生活自有答案。

忙碌让时光如同流水一样，不经意间已经就要付印今年最后一期《中国工人》了。即将结束一年劳作的轻松，忽然被云南哀牢山4位地质队员因公殉难的消息击得粉碎。编发这条新媒体内容的时候，编辑平台上的每个人都沉默着，就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

张金榜，杨敏，张瑜，刘宇……这是4个普通不过的名字，从25岁到32岁的青春年华。他们留给亲人的最后影像，或许就是抖音刷屏的那一段监控视频。出发之前，他们在食杂店里买了100元的食品。他们最后倒下的地方，距离调查样地仅有1.85公里的直线距离。

生命脆弱而无常。日复一日丈量每一寸土地的人，也有他们走不出的大山，也有他们抵达不了的远方。两年以前，我曾经在西藏那曲采访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们吐得几乎清空了五脏六腑，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然而，他们还是不会从牙缝中挤出半个字的放弃，还是每一个清晨平静地走向旷野。如今回想，那样的坚持，不就是在与死亡较量？每一次出发，不都是在与死神同行？

静水深流，潜伏着看不见的危险；安谧岁月，意外还是有可能比明天提前到来。即将结束的2021年里，我们在安徽亳州失去了消防队员陈建军，这位24岁的年轻人为了营救跳楼轻生女子不幸坠落。我们在新疆喀什失去了全国劳动模范拉齐尼·巴依卡，这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护边员，拼力把落入冰窟的小孩托举出水面，自己却沉入了冰冷的湖底。我们在云南大理失去了整整一个火灾救援机组，机长刘洪、飞行员李凯涛、空中机械师刘超和孙中杰，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直升机洱海取水的那一刻。

和平年代，国泰民安，无需牺牲，牺牲却又无所不在。很多危险，很多不测，原本就写在劳动者的职业字典里，考验着生命的韧性与刚强。往往只有在牺牲的那一刻，人们才会真正关注到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唏嘘守护他们用生命丈量过的林海山河，怀念传承他们用生命塑造出的精神品质。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中国工人》从1924年创刊开始就恪守的使命。时光荏苒，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但这本杂志的根基依然要扎在工人阶级的丰沃土壤里。所以，我们的记者钻进低矮昏暗的矿区深巷，走入杳无人烟的苍茫林海，爬上几十米高的输电铁塔，为平凡者塑像，为劳动者立言。我们和《中国工人》的使命，就是永远陪伴在这些平凡者的身边，陪伴着这种伟大的力量成长。

每一段生命旅途中都会有风暴，每一种职业尊严里都写满沧桑。同样是命运打开的生活大门，潦倒者看到残酷，激扬者看到光明，失意者看到败落，乐观者看到希望，畏缩者看到虚无，勇敢者看到未来。那些把生命定格在2021年的牺牲者，则用自己最后的光亮汇聚成大江大河里的航标，鼓舞我们继续前行，永不停止奔跑。

再见，2021。

你好，2022。

这是新年的第一期，很高兴我们能够和即将迎来98岁生日的《中国工人》一道，与你又一次相逢。

此时，空气清冽，天空很蓝。

祝愿灿烂的阳光打在你的脸上，心里漾出长长的温暖。

祝愿长长的温暖照进你的生活，日子充盈浓浓的幸福。

时光荏苒，光阴无言。西安的疫情终于在那么多令人揪心的真实故事后渐显平复，河南和天津又开始了与奥密克戎和德尔塔的拼死抗争，就连严防死守的北京也在平静的周末骤然打响了“遭遇战”，再次拉响了与新冠病毒作战的警笛。

在这悄然与轰然并行的时代里，生活中最大的确定性或许就是不确定性。每一个人最渴望得到的诚意祝福，莫过于万水千山，岁月静好。

2021年过去了，我们很怀恋它。

我们用12期《中国工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劳动故事，描绘着一张又一张劳动面孔。在阳光照射的地方，他们手捧鲜花，胸佩奖章，是坚韧的英雄，是创造的榜样。转过身去，掌声退潮，回归生活的磨砺，他们是负重前行的无名之辈。

我们竭尽所能，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和图像，去陪伴所有这些平凡路上的有趣灵魂。我们发现故事，相信在荒芜的地方拥抱审美的灵魂，可以自行配制解药；我们讲述故事，相信在喧嚣的世界秉持信仰的精神，可以自行建造田园。

2022年走来了，我们很期待它。

一如既往，我们带着这份98岁老刊的新面貌，再次踏上寻找、发现、记录的全新旅程。

就在新年的第一期，我们记录全国职工演讲比赛，动容于一段又一段用人生历程写就的奋斗感悟。我们探访冬奥建设者的内心世界，惊叹于每一次创新背后竟然闪耀着那么绚烂的智慧火花。我们走进货车司机的漂泊生活，分享他们或惊险或温暖的公路故事，更希望把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推向社会的聚光灯下。

如果，《中国工人》正在选择用这些故事恪守着自己的理想，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那么，我们希望与你的相见能够地久天长，希望用时间酿造的文字，让你看到一个深情的《中国工人》，一个敏锐的《中国工人》；一个温暖的《中国工人》，一个坚定的《中国工人》，有勇气凝视艰难困顿，始终向阳而生。

新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工人》的采访小组从北京奔赴浙江。正如我们在2021年9月刊承诺的那样，在北上探访塞罕坝林场职工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次约定”后，我们开启了沿着领袖足迹进行精神回访的长途。

12年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传化样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注中享誉全国。12年后，传化样本标杆依旧挺立，面向共同富裕的未来再次起航。我们同样希望，历经战争、建设、改革，《中国工人》能够在新时代里不负98年的历史，不负那些在觉醒年代创办这份启蒙刊物的前辈。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新的一年，你在，我在，我们都在。

新的一年，一边回望，一边期待，满腔热忱，大音希声。

一跳漂亮的绝杀，问鼎最高领奖台，为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斩获第三金。

这一天，超级巨星谷爱凌横空出世，收割相关热搜百余个，抖音账号一天涨粉500万。爆红，说的就是这样刹那间璀璨的成功。

人们实在太爱这个爱笑自律真实的女孩了，因为她的身上时刻洋溢着乐观坚韧的特质。很多家长更被养育出人见人爱孩子家庭的教育理念所折服，仅仅一个“让孩子睡足觉”的细节，就让那些“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励志故事相形见绌。难怪有网友发出羡慕嫉妒恨的感叹：上帝究竟为谷爱凌关上了哪扇门？

谁都喜欢看上去轻松开挂的人生传奇，我也一样。但是，回到真实的现实社会当中，回到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故事里，哪有什么随随便便的成功。从泥沼似的生活中，经历沮丧、挣扎和绝望，承受艰难涅槃的磨砺纠葛，磨掉一层又一层皮，伤透一次又一次心，直到最后蹒跚地站上自己的巅峰，这才是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

北京冬奥的赛场上，为祖国夺得首金的速滑团体里，范可新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人生。当她和队友站上最高领奖台以后，黑龙江七台河市政府的100万元重奖，满满的是家乡父老的骄傲和自豪。然而，我很想知道，此时的这位奥运冠军，会不会想起自己曾经因为买不起冰刀鞋而黯然落下的眼泪？

在谷爱凌快乐烂漫的童年背后，是妈妈每周开车8小时带她去训练的十年时光。于范可新而言，一直默默站在她背后的人则是矿工出身的孟庆余。在七台河那样偏远冷清的地方，一个月工资的微薄寥寥可想而知。但是，这位献身中国冰雪运动事业的启蒙教练，免费送给了范可新一双冰刀鞋，这相当于这个喜爱滑冰的孩子全家一年的生活费。

北京冬奥会燃爆的国民关注，让孟庆余走入了更广袤的公众视野。生活在七台河的这位普通矿工，滑冰只是业余爱好，偶然参加运动会拿到速滑冠军，由此成为当地体工队的教练。他当然知道，当时教练的工资比矿工还要低，但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滑冰。将近30年的漫长岁月，清贫苦涩，困难重重，孟庆余一直撑了下来，硬是将这座北方小城打造成“中国短道速滑之乡”。

2006年，孟庆余在送小队员参加训练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永远离开了他眷恋不舍的冰面。16年后，这位矿工的故事再次感动中国。冠军挥舞着红旗在赛场骄傲奔跑，冠军以下被深深掩埋的时光，则是倔强不息的理想在独自闪耀。

在疯狂追求成功的年代里，理想成为了社会的奢侈品，无时无刻不在面对世俗的侵蚀。因为如此，理想的守护者便是我们最需要的人。一旦承担起守护理想的使命，在璀璨辉煌的成功背后，大抵都会有理想的寂寞，理想的沧桑，理想的殊死挣扎，理想的永不言败。

整整98年前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工人》在理想者的觉醒中诞生。如今，这一代理想者的名字，被我们镌刻在记录杂志历史的展板上。他们的理想，由更年轻更青春的团队传承下来，赓续不息。

今夜，中国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第8枚金牌。

今夜，我们为冠军欢呼，同时向所有冠军以下的默默奉献者致敬！

与无名相伴，辅王者上路。

只有最终成为王者的人知道，寒夜漫漫，有你，就有光，便可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每一部现象级影视作品的热播背后，总是离不开对于当下社会心理的深切回应。譬如，把工人家庭的沧桑命运推向前台的《人世间》。

八级工周志刚一家五口的故事，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从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国企改革、经商热潮到棚户区改造，中国社会走过的每一处路口，都让时代之风吹曳着生而普通、命定平凡的人。这个工人家庭里发生的一切，终究会在落幕过后成为中国百姓命运史的缩影，渐渐汇入历史的漫漫长河。

《人世间》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了自己曾经的样子。那个从木材厂到酱油厂再到出版社的人，就是追逐时代浪潮蹒跚向前的我们。那个死命守护国家财产的人，就是甘愿把青春和热情留在生产线上的我们。那对为孩子默默忍耐所有苦涩的患难夫妻，就是一生善良的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人世间》让整个社会再一次看见了真实的中国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无论怎样窘迫，依然温暖。他们的理想无论怎样遥远，依然坚定。他们的岗位无论怎样卑微，依然充满热爱。这样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陪伴着他们承受减员、下岗、分流的阵痛，向着命运的阳光处拼力奔跑。

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的名言。理解和接纳的前提，就是“看见”。一个人没有被看见，他的情绪就不会被关注，他的感受就不会被认同，他的付出就不会被尊重。让那些做工的人始终被看见，才真正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遗忘，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理解和被接纳。

让人欣慰的是，社会与时代滚滚向前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那些用脊梁撑起民族命运的平凡者。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那些犹豫在工厂门外的平民子弟被看见了，那些紧张劳累却收入清贫的无奈困顿被看见了，于是有了“建立‘新八级工’制度，重塑工人荣光”的呼吁。全国政协委员李守镇建议“劳模只从一线职工中评选”的视频，仅在《中国工人》抖音号就播放了200万次，点赞网友超过10万人。

看见，不仅有温度，更有力量。2021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走进了北京街头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同年3月，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发声，“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由此开始，中国工会的关爱和温暖，涌向成千上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这是最好的时代。每一次看见，都是哺育希望未来的空气和阳光。我至今记得，包括许振超、李斌、徐强在内，来自一线工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持续建言，呼吁加大对产业工人群体的导向性政策激励力度。正在提速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就是党和国家在看见之后的深切回应。

1924年，《中国工人》创刊，让在黑暗中摸索的民族看见了一个阶级的不屈与顽强。躬身自省，秉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为办刊宗旨，我们这一代《中国工人》的传承者，更要继续关注劳动者的付出和价值，不负时代的使命和担当。

看见，又不止于看见。

人世间的温暖，就该如此。

来自中南海的一封沉甸甸的贺信，成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高光时刻，更让千百万优秀技术工人感受到最深切的关怀。

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4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五一”前夕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称赞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292个字的贺信，字字千钧。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宣读了这封贺信。北京主会场和全国各地81个分会场里，每一位聆听贺信的人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贺信宣读的时候，我和《中国工人》的工作团队正在深圳会展中心外面等待。因为北京突发的疫情，以近乎强行突击的方式完成3D沉浸式巡馆摄制后，从北京来到深圳的工作团队再也没有被允许进入1.8万平方米的大会展区，足足准备了两个月的导播和主持人成了重点防范对象，一位家住北京朝阳区附近的同伴甚至被送到当地的集中隔离点。

但是，北京主会场弥漫的振奋和荣耀，鼓舞着千里之外的我们去面对各种复杂的不确定性—按时上线3DVR智慧展馆，应变完成3天全程大会直播。130万条职工网友的互动留言，挤爆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平台的评论区，彰显着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巨大影响力。

虚惊一场，久别重逢，失而复得，通常被称为人生的三大幸运之事。在我看来，如果放在更大的人生格局里，更幸运的是能够和最有智慧的人成为朋友，能够从最有力量的人身上汲取激情，能够在影响时代与社会的关键节点上，出一份微薄之力，发一缕萤火之光。

疫情反复带来的阴错阳差，让《中国工人》成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参与者，从3DVR展馆到全程24小时直播，简直可以用“天选打工人”来比喻。线头多得数不过来，年轻的团队忍不住哭了一次又一次。变化多得猝不及防，即便是经历过大事的人也经历过从梦中惊醒。

艰难时刻，支撑我们坚持到底的是那些来自亿万劳动者的力量。巨晓林、高凤林专程来到“中国工人蓝沙发”特别节目的现场，直播间里的互动留言出现了更多优秀工匠的名字。尽管疫情防控把现场观众压缩到4000人的规模，工匠红地毯和工匠技能秀也被取消，但是所有交流区的搭建依然一丝不苟，800余件现场实物有序就位，550位工匠的事迹熠熠生辉。

为技术工人举办创新交流大会，当属新中国的第一次。这样的尊崇之举，既是中国工会的创新而为，也是中国工会的使命延续，就像1920年沪西小沙渡工人学校的烛光，就像1932年苏区工人改良斗笠的热情，就像1952年全国工会扫除文盲的运动，就像1983年振兴中华的职工读书竞赛，就像2016年开始叫响做实的“大国工匠”品牌，注定将要融入中国工人阶级进步壮大的历史长河。

时光川流，传统不息。这一次的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选择深圳举办象征着工人阶级壮阔成长，采用线上办展则象征着工人阶级走向智慧时代的未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时代的接力棒就这样传到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手中。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

唯有奋斗的征途，已经树起通往明天的路标。

让我们一起出发，拥抱充满希望的星辰大海。

在朋友圈里刷到D2809次旅客列车发生脱线事故的消息时，我正坐在北京通惠河边一路林荫下的长椅上。整个京城阳光灿烂，享受端午假期的人们开始感受到这一轮疫情正在退去，生活即将恢复平常的样子。

但是，我知道，对于D2809次列车值乘司机杨勇的亲人们来说，生活已经再也回不到从前了。20年新闻记者的从业经历，让我有机会进入过列车司机室，山峰、悬桥、洞隧，压迫感迎面而来。D2809次列车突然遭遇泥石流时的无助与绝望，闭眼可见。

幸好我们还有镇定面对死亡的勇敢者，杨勇在危急时刻撂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把闸，让所有的乘客在D2809次列车900多米的生死滑行中，与死神擦肩，用一个人的悲壮诀别，换来一车人的平安回家。“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互联网上频频出现的这一句留言，便是天南海北素不相识的人们共同的敬仰和痛悼！

那些灾难时刻挺身牺牲的人，我们无法补偿他们以生命，但可以用最庄重的仪式感去表达尊重。比如，有关D2809次列车脱线事故的新闻报道，从“D2809殉职司机曾5秒内紧急制动”，到短短2小时后出现杨勇的名字，细节之处隐藏着这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我深深以为，给予挺身罹难者崇高的敬意和缅怀，也是在润育更多人内心深处的善念。

平凡岗位，心怀山海，极致之处，便是英雄。很多时候，死亡总是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追问，去思考“如何过好这一生”。这样的发问，犹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答案万般错落。在我看来，每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回答，都离不开对职责的恪守。

这一期《中国工人》，我们编发的江苏省泰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耿晓利的故事，便是工会工作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着怎样让自己的工作更有价值这个时代命题。工会面向新就业群体推出的免费体检福利，为什么很少有网约车司机来领取？疑惑之余，耿晓利花了400元钱注册开上了网约车，真正走近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动上的水乳交融，带来的是情感上的相知相通，让泰州工会的服务举措变得更加“接了地气”。

同样恪守职责的，还有《中国工人》的记者马梦婕。再过几天，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就要前往广西桂林，成为她曾经采访时希冀成为的样子—做一名基层蹲点的工会人。源于2021年5月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干部下基层蹲点行动，步入常态化制度化的新一年。10个月前，我们用《一场从50人开始的改变》的深度报道，全面呈现首批工会蹲点干部的故事。正如当时我们观察到的，只要深植泥土，这个致力于服务亿万职工群众的群团组织，就会焕发永不褪色的活力。

祝福我们年轻的记者在蹲点的日子里快速成长，为已经创刊98个年头的《中国工人》注入新的生机。我们愿意用这样的行动，向觉醒年代与劳动者相濡以沫的《中国工人》前辈们致敬，同时把《中国工人》的根基牢牢扎在劳动者的沃野。

今天的北京，街边餐馆的服务员在门前迎客，闪送员则在重新喧闹的街巷里飞奔，生活的烟火气正在慢慢回归。等候外卖的美团小哥哼着《孤勇者》的歌词：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

是的。聚光灯外，英雄皆可辈出；与平凡对弈者，皆是英雄。

每个人的岗位，皆是舞台。

在这里，凡人拒绝平庸，就是通往英雄的路。

十多年前，去过大西南险山恶谷里的一处铁路隧道工地，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工棚里，我看见一本翻卷了边角的书。书的主人显然是匆忙上工去了，匆忙到只用一根草叶塞在刚刚读到的地方。平淡泛黄的封面上，书名朴实而直白—《工作着是美丽的》。

当我忍不住默念这个书名的时候，工棚外猛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破声。这一刻，我知道书的主人马上就要屏住呼吸，冲向昏暗的隧洞前端，清理那些散着烟尘的碎石。一个班次下来，鼻孔肯定是黑的，脸上自然也会蹭上泥污，但我能够想象出他回到工棚时的快乐，因为又可以翻开塞了草叶的那一页，继续读那部翻卷了边角的长篇小说。

时间如流水般逝去，很多往事变得渐渐模糊。直到这一期《中国工人》，“工作着是美丽的”成为深度报道的主题，又让我记忆起那一处工地、那一声闷响和那一本书。随着行程卡星号取消，今天的城市正在加快恢复生机的步伐，那些为能够找回熟悉的工作状态的复产复工者，那些带着感恩之心将躬鞠得更深的迎候第一位堂食顾客的餐厅服务员，像极了在险山深谷里清理爆破碎石的隧道工人。在他们的心里，无论怎样苦累脏差，工作着才是美丽的，工作之美才是最灿烂的生活之光。

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学会珍惜。比如拖着满身疲惫奔波在不同城市的业务员，也许曾经在内心深处有过一丝厌倦；每天循环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操作工，也许曾经在某个时刻忍不住抱怨过生活；摆起街边小摊养活一家老小的自谋职业者，也许曾经在生意冷落的时候想到过放弃挣扎……但是，在整座城市“静默”的一日又一日，人们才顿然发现那些厌倦和抱怨多么微不足道，再辛苦的工作都值得珍惜，因为它是通往明天的路，让每一个今天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跑线。

新冠疫情的反复无常，冲击了太多的职业、企业和岗位，就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成了奢侈品。一些撑过了春天的小微企业在夏天倒下去了，波及的不仅是一个困顿无望的小工商业主，还有每一位雇工背后的孩子和家庭。因此，在付出巨大代价回归正常生活以后，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回到工作岗位，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身不能至，心已往之。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全国总工会围绕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工作持续深入进行调研。从推进疫情防控到复工复产，从安全生产到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再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北京和地方的视频连线充盈了工会对劳动者的拳拳关爱。湖北、浙江、广东、上海、北京、河北、吉林……各地工会接连出台的纾难解困措施，让那些被急难愁盼问题困扰的劳动者，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温暖和力量。

这一期《中国工人》记录了不同行业重返工作岗位的劳动者。整个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是对工作的眷恋，这是太多劳动者经历艰难以后对生活对工作的全新领悟。疫情带给他们的磨难，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抚平，但他们是生活的真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流着眼泪依然一直向前奔跑。

正值7月，1076万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成为新时代的劳动者，祝福他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一位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里，用苏轼的《定风波》鼓舞自己的学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中国工人》想要说的，却只有7个字— 工作着是美丽的。

你我共勉，一路同行。

就像让人瞠目的高温红色预警一样，这些天来的微信朋友圈接连曝出“奇闻”，反复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底线，比如高调炫耀身世背景的“周公子”，还有被“实力坑夫者”晒出8万月薪的“93年员工”，当然还要再加上一个撕裂阶层共识的“二舅故事”。

纷扰鼓噪的信息多了，同样需要关注的新闻就容易被淡漠起来。全球在变暖，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在扩张，绝热增温效应由此而生，让动辄40℃的天气成为常态。当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空调释放出的冷气时，那些在闷热的酷暑里不得不继续操劳甚至奔跑的人，又能够去哪里寻求从身体到心底的清凉？

在我的手机里，收藏着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一条微信推文。打动我的是里面的一张海报—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交通警察仰头喝水的图片，“阳光很烈，你们很美”是大字主题，旁边一行小字—让我们用一瓶水敬你们。

这条充满温度的推文，报道的是“一瓶水传递爱”活动的第一站，期待的是爱心企业和人士能够捐出一瓶水，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洋溢浓浓暖意的同时，推文的阅读量多少显出几分窘涩，远远比不上什么“周公子”和“93年员工”，更比不上真真假假的“二舅故事”。

《增广贤文》有这样几句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那些高温下辛苦劳作的劳动者，在很多自媒体的舆论场里被遮蔽，因为能够刺激公众神经的事件更能吸引眼球。对于劳动艰辛的熟视无睹，传递到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里，也必然会蛊惑出这样或是那样的荒唐之事。就像一年以前的郑州大雨，那位遭遇“全网封杀”的劣迹艺人的照片，竟然被“代捐”追星的粉丝贴在援助灾区的应急物资上。

“你的奋斗，跨越山海”。今天的中国社会，太需要把那些默默劳作的无名之辈推向公众的视野了。惟其如此，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感受劳动的神圣，感受劳动的艰辛，悲伤劳动者的悲伤，幸福劳动者的幸福。炎热夏日，送给外卖小哥的一句“你辛苦了”，捐到善款基金的一瓶冰水，都是带着温暖的清凉，都是能够抵挡热浪的善意和爱。

看见，才会关注。关注，才有力量。

在中国南方到处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日子里，我们的年轻记者赶赴广东，住进了打工者闷热的宿舍，近距离观察流水线上的年轻人，记录时代浪潮下的星辰大海里，那些蜷缩在螺丝、机器和电路板里的枯燥单调，那些为艰难生计蹒跚前行的困惑挣扎，那些拼力想要安放在自己未来幸福图景里的心。

让劳动和劳动者被看见，这是《中国工人》烙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使命。

同样，只有深深融入劳动者的海洋，正在走向创刊百年的《中国工人》才能永葆生机。

2021年开始，《中国工人》每期都会出现在全国各地2700余家户外劳动者驿站。我们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劳动者在打开杂志的那一刻，彼此感受，相互触摸，如同浪拥抱着浪，光簇拥着光。

愿每一位劳动者，在这样的相遇中，都能感受到被看见的温暖和力量。

很想当面向韩利萍说一声抱歉，为了一次我们没有完成的采访约定。再过几天，这位航天特级技师的生活与理想，原本应当出现在首届大国工匠论坛的大屏幕上。然而，千里之外一座油田之城的突然“静默”，让《中国工人》的10人拍摄团队根本无法登上十几个小时后的航班。

从沈阳、无锡、株洲、上海到大庆，从田桂英、何光华、易冉、姚启明到刘丽，在红色高温预警席卷中国的日子里，我们的团队沉入到这些巾帼工匠的生活深处，试图探寻她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为的是在用镜头展现她们多么刚毅的时候，不刻意撕去女性标签，还原她们原本就有的爱与温柔。直到猝不及防的疫情，让这次近距离跟拍6位巾帼工匠的“特别之旅”，不得不戛然而止，留下“长治、韩利萍”的遗憾。

这样的故事，像极了我们拍摄的这部短片《她们的征途》。片名里的“她们”，指的是包括韩利萍在内的千百位巾帼工匠。她们的征途，通向的是星辰大海，走过的却是坎坷崎岖。只不过她们所面对的变故与无常，远远不是我们常人所遇到的几天“静默”，而是没有星光的暗夜，无处躲避的狂风，寂寞无助的绝望。唯有恪守住自己宁静的心，不嗔不怒，不怨不躁，才能让玫瑰的嫩芽浸透牺牲的泪泉和血雨，才会有幸福来临之时的明艳与芬芳。

2022年的中国，“工匠”无疑是声量最强的热词之一，这当然缘于全国总工会接连推出的重磅举措。“五一”前夕，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在深圳揭幕。短短四个月后，首届大国工匠论坛又要在长沙举办。既然是“首届”，那就意味着大会和论坛都将成为中国工会的“保留项目”，意味着每一年都会有中国技术工人的高光时刻。想象那一幕，当声名显赫的87位大国工匠人物全部聚在一起，那就是一座令人仰止的山峰，即便他们散入茫茫人海，依然能够用精神的光芒在天幕上勾勒出璀璨星河。

从创新交流大会到大国工匠论坛，《中国工人》杂志有幸承担若干琐事与小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有荣焉。这一次拍摄《她们的征途》，走进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的家中时，92岁的老人早早在自己的胸前佩戴上满满的勋章。那一刻，我们冀望时间能够停止，把历史的气息清晰地留存下来。还有那个北京最热的正午，我们蜷缩在憋闷的新闻电影资料室里，从70年前的影像里一帧帧寻找田桂英、赵梦桃和梁军的青春，那是一代人的青春，那是一种精神散发光芒的开始，多想沸腾的时光可以从头再来。

100多年前，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道：“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月亮与六便士，一个代表理想，一个代表现实。在中国，每一位职业女性的月亮与六便士，抬头与俯首之间，没有对错，只是选择。总有一些人，就像竭力流动向前的溪流，寻找到越来越多的同伴，一起奔入时代的大海，成就了彼此的壮阔波澜，亲手摘下了心中的月亮。

向我们的时代致敬。

向每一位巾帼工匠的生活与理想致敬。

时光如梭，十年一瞬。

我们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吗？也许已经人到中年，也许刚刚青春年少，但每一个人都在冀望着梦想花开，生活美好，亲人平安，梦想十年后的自己像快乐温暖的阳光。

日子像风一样，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多少？我们的生活变化了多少？我们的心还有多少前行的冲动？

回答好这些问题，可以很简单。在时光的维度里，涵盖人生变化的标尺可能就那么直接—买房了、升职了、成家了、离别了……即便是十年之路，依然用几个词就能涵盖。

回答好这个问题，也可以很难。回忆如潮，奔涌而来，曾经在哪里跌倒，曾经在哪里绝望，曾经在哪里忍不住放声大哭，曾经在哪里下决心从头再来。只要生来平凡，哪一个人不是在这样的曾经中爬出生命的低谷。即便时光能够给出答案，依然会一时语塞，欲说还休。

于我而言，个人的变化与时代的浪潮相比，显然要慢了许多。但是，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让我有幸结识了那么多辛勤劳作的强者，走进去观察他们的内心，走出来记录他们的生活，并且在接下来的漫长日子里，注视着他们的变化。

十年，高凤林从身无一“职”变成了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这位为航天火箭焊接“心脏”的焊工，如今是名动天下的大国工匠，互联网上被追崇膜拜的“焊武帝”。大国重器、超级工程、未来科技，让一大批优秀产业工人走上时代的前台。十年里的每一日，他们都在用一点点缩小的精度，一次次大写着中国智造向世界之巅的跃进。

十年，朱雪芹从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变成了一家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这位当年被采访全国两会的记者疯狂追踪的“议政明星”，如今是生活在国际化大都市里的“新上海人”，早已没有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但是，十年里的每一日，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奋斗迁徙的漫长征途里，她的名字依然被不断提起，她的传奇依然是鼓舞无名之辈的力量。

十年，刘阔从23岁的打工者变成了33岁的快递员，甚至在百度百科里有了自己的个人词条。这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小伙子，在北京开启了自己的“开挂人生”—在前门石头胡同快递点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握手，在万众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出场“护旗”。十年里的每一日，都有更多像刘阔一样的年轻人，向着生活的光亮处不停奔跑。

同样是十年，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成为《中国工人》这份百年红刊的传承者。在时代巨幕的每一段时光刻度里，我们愿意记录劳动十年的忠诚、勇敢、高尚、尊严、正直、无私，我们愿意记录劳动十年的坚定、宽容、友爱、善良、简朴、忍耐，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正是亿万平凡个体的奋斗和拼争，让中国社会永远青春蓬勃，永远笃行不怠。

十年仰望。十年出发。十年抵达。

我们向更高处的脚步，从未停止。

回望来路，为我们逝去的年华敬杯酒吧。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

眺望前程，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敬杯酒吧。一杯敬未来，一杯敬希望。

敬，这十年。

祝福新的十年，民富国强，你我安康。

这一周，存置已久的应急预案派上了用场，我们的办公楼陷入了“静默”。

一位新冠确诊患者在食堂里的两次出现，让那一天所有去过食堂的人进入了非常状态。周边的便利店和美发厅，匆匆贴出了“暂停营业”告示。那家刚刚开业的“三秦五味”陕西餐馆，豪情万丈的老板肯定也多了几分清醒和理性。

生活就是如此充满着不确定性，整个中国与新冠疫情的艰难抗争，则把这种不确定性变得确定了下来。很多人心生慨叹，再过两个月就要3年了。很多人心存迷茫，还会不会再有一个3年。这样的时刻，我们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6年前，我曾参加过李斌、高凤林、许振超的一次劳模小聚。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李斌，说起他在习近平总书记面前的8分钟发言，他大声疾呼的是“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当时，高凤林强烈表达自己的共鸣：“现在还有多少工人，愿意自己的孩子继续当工人？”

6年过去了。刚刚结束的党的二十大，一线工人党代表郑志明这样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咱们国家出台了打破天花板的政策，我刚评上特级技师，还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党的政策让我们职高毕业的工人，也有了好出路。”

6年很短吗？当然不短，李斌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6年很长吗？当然不长，高凤林依然那样朝气睿智。

然而，就在6年之间，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浪潮迭起，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提升地位的路线图，大国工匠已经有了浩若繁星的同行者。

每一段光阴酝酿的故事，蕴含的都是历史的耐心。这份耐心，离不开“事”与“是”两个字。“事”是耐心的“对象”，需要把清醒认识并接受困难的存在当成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是耐心的“源头”，需要站在时光的视野里，淡定面对哪怕已经乱如蓬草的棋局。支撑这份耐心坚持到底的，则是在每一个细微却坚定的行动里，对于未来的信心。

看到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到延安的时候，我想起的是延安时期的《中国工人》。

1940年2月，这份党在1924年创办的红色刊物，又一次艰难重生。或许是知道它在黑暗年代挣扎出版的不易—在上海创刊后出版了5期，1928年复刊后出版了8期—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这个报纸（刊物）好好地办下去”。

“好好地办下去”，这样平实的6个字，同样充满着历史的耐心。这份耐心，沉淀在近百年前《中国工人》的那些文字里，让人读来时时产生被击中的感觉。就像1924年《中国工人》第一期中的预言：“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在中国将来的历史上比任何阶级要重大，担负中国真正的革命事业的，创造中国将来真正的新社会的，只有她有这种魄力。”

穿越光阴，抵抗彷徨。一个当时只有几百名党员的政党，能够平静地这样预言未来的中国，凭借的是对主义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贞，对光明的向往，让历史的耐心有了最顽强的力量。

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大抵都是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就像我们从来没有预想到，这一期的《中国工人》要在远程状态完成编印一样，还会有更多让人猝不及防的状况出现在眼前。更加多元，更加复杂，更加模糊，这或许就是时光长河的面孔。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保持希望，洞穿纷杂，坚定而不迷茫，冷静但更热爱。

历史的耐心，不会辜负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

历史的耐心，正在慢慢浮现献给未来的答案。

几乎每个人都以为将要进入“严防死守新一年”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正在挨过的凛冬之日，竟然是最后决战一般的短兵相接。

办公群里，出现了第一个感染者，之后，一个接着一个……居家办公，不会客，不堂食，戴口罩，勤洗手，念念不忘顶级医学专家的提醒，依然没有躲过狡猾的奥密克戎。烧了，疼了，“哑”了，经历了所有的病程以后，终于重新看见了照耀生活的光。

最痛苦难熬的那一瞬，突然想起了三年前疫情袭来的时光和记忆：让人揪心的武汉，隔离病房里的医生，奔跑在街巷的快递小哥，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筑工人。那时的病毒一定比现在更凶猛，那时的恐惧一定比现在更未知，那时的每一分勇敢，都像在用破烂的衣裳去堵命运的枪。

三年过去了，记忆中那个被我们称之为“正常”的生活，正在艰难地重新启动。

通信行程卡正式下线了，比我们预想得要快了很多。不止一家网站直播这个查询量数百亿次的IP走向终结，朋友圈里刷爆了“再见，再也不见”的留言。

遍地的核酸检测点消失了，我们甚至都来不及留下一帧合影，去记录酷暑寒冬暗夜的风里雨里雪里的无奈和无助，去祭奠曾经每天打开健康码时不安的心。

生活的烟火气，开始挣扎着想要回到我们的城市。它是站在餐馆门前企盼食客的望眼欲穿，它是终于归乡叩拜年迈高堂的喜极而泣，它是不再隔着屏幕抚摸亲友的真实拥抱……即便还有黎明前的至暗，但又有什么能阻挡住蓬勃的日出？

忍不住找出2020年3月刊的《中国工人》。在那一期的文字里，我们记录了一个民族与新冠病毒作战的40天。那一段日子，死亡是它的沉重底色。3173条逝去的生命，堆积出留在历史深处的凡人冢；4万名医务工作者的星夜驰援，留住了灾难面前最后的勇气和力量。

就像我们当时说的那样，当生活一切如初，罹难者却再也回不来了，这将成为永远的痛，警醒着每一个人。如有可能，当我们终于翻过了新冠病毒这座山，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应当向每一位倒在这灾难中的人，献上一朵洁白的小花。如有可能，我们应当向每一位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人，长长地鞠上一躬表示无尽的感谢。

旧幕落下，新幕开启。机器总要重新轰鸣，钢铁总要重新坚硬，街巷总要重新繁华，就像每一份快递还会送到你的门前，就像每一座城市还会重新敞开怀抱。

这一期的《中国工人》，“奔跑2022”成为年度报道的主题，我们通过8位劳动者或劳动集体的365天，记录那些在疫情夹缝中拼力向前的人。我们知道，他们远远不是所有值得记录的平凡之辈，但我们依然愿意用他们的生活，致敬重新恢复自由呼吸的时代。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你知道的，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再见，2022！

你好，2023！

20年前，一场持续了8个月的非典疫情，终于在夏天之前归复平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这是瘟疫第一次逼进城市中心。

在死亡数字让人窒息的日子，我和同伴进入北京和平里宾馆采访，那里是救治一线人员的隔离休息区。ICU手术室里的紧张和无助，面对感染不测的淡定与坦然，医护人员的讲述还原了生死边界的现场。没有被批准进入那样的现场，是我记者生涯的最大遗憾。

20年后，又一场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在骤然出现海啸般的全民感染之后，开始把生活的主宰权还给我们。

机器重新轰鸣，钢铁重新坚硬，街巷重新繁华，道路重新拥堵，一扇扇紧闭三年的大门重新打开，飞奔着夺回在停滞和静默中失去的时光。可惜，那些永远“埋”在这个冬天的人们，再也不能重新醒来。这应当就是生活的苦难吧，知道至暗将尽，却等不到黎明日出。

20年，历史的惊鸿一瞥，人生的坎坷一途。无力与韧性，顺应与自救，苦难与乐观，渺小与伟大……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把原本平淡的日子变得刺痛一般真实起来。就像文学家们说的那样，病毒起到了“揭露的作用”，让我们看见了社会的裂缝，意识到要用自己的肩膀扛起需要全力奔赴的生活。这一期，《中国工人》特别刊出《奔跑！向着光的方向》，用重新跑入滚滚生活洪流的5位年轻一代，向过去三年里的停滞和静默“告别”，冀望和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见”。

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总要保持奔跑的姿态，因为只有前方才是光明和未来。对于已经创刊99年的《中国工人》而言，同样需要不停向前奔跑，跑过上海和武汉的白色恐怖，跑过延安宝塔山的盎然生机，跑过新中国百业复兴的沸腾年代，跑向创刊百年的全新历程。

刚刚过去的2月7日，《中国工人》学习强国号正式上线。我们试图用这样的“仪式感”，向83年前的2月7日致敬。正是在那一天，《中国工人》在延安再次创刊，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他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

这是我们的初心。秉持初心，《中国工人》正在拼力拥抱日新月异的时代，把99年前粗陋排印文字里的精神气质，延续到一切都在数字化的智慧空间，永远不会停止自我革新的步伐。

就在本期杂志付印之际，《中国工人》联合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和学习强会推出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平台的访问量，已经悄然突破5.4亿次。更早之前，《中国工人》承建的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3D虚拟沉浸式展馆，同样悄然打开了构建工会“元宇宙”的小小窗口。在奔跑的2023年，《中国工人》还将持续推出新的融媒体知识产品，积水成渊，聚沙成塔。

从笙管琴瑟的袅袅余音，到万里铁轨的锵锵巨响，再到茫茫林海的寂寞守望，有中国工人的地方，《中国工人》的记者就要出现在那里，以笔墨和影像记录时代。惟其如此，当这本1924年创刊的红色杂志迎来100年的历史节点，我们才能有勇气告慰革命烽烟里的先驱前辈。

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无论何时何地，只有日拱一卒，才会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这是我们的决心，朴素的决心。

静悄悄的午休时间，编辑平台却忽然热闹了起来。原来，正刷手机的小编们发现，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呼吁打破“35岁职场门槛”的提案上了微博热搜。

小编们的惊讶与关注，当然不仅是因为一条热搜，更多是因为吕国泉的工作身份来自全国总工会。或许正是这样的身份，让他和更多工会界委员的提案有了浓浓的“工”味。

在我看来，来自工会界委员们的提案故事里，浓缩着中国工会的历史标签。比如他们收到的那封署名“大龄青年”的“群众来信”，仿佛回到了工人把心里话都说给工会的沸腾年代。再比如他们直言35-39岁年龄组的职工，竟然有94.8%感觉有压力，像不像电视剧里敢于为职工利益拍案而起的工会主席？

这一次全国两会，耸人听闻的“雷言雷语”几乎绝迹了，为社会大众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发声越来越多了。有人提出监管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道出的是工薪阶层陷入超时工作、无偿加班之苦。有人提出强制实施带薪年休假，呼应的是制造业职工想要“休息一会儿”的强烈渴望。

在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频频传出这样的呼声，让人想起了清代诗人郑燮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能够把最底层的民心民意带到人民大会堂里，空守在自己的衙斋里是不行的，那样也只能听到竹叶的萧萧作响。缺乏调查研究的谋略定策，纵有千般好意，仍有可能适得其反。

这些天的朋友圈里，热转过“知识分子”微信公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她们反对延长产假》。为什么女性没有为延长的产假众口叫好？为什么强制延长男性产假反倒会对女性有利？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回答的。如果没有真正融入社会底层的生活，“想劳动者所想，急劳动者所急”就是空话。哪怕在办公室里忙成“996”，类似超龄农民工禁入建筑施工现场的“清退令”，依然会接连不断地出现。

“好心办不成好事”的背后，潜藏的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新任总理李强在首次记者会上的那句话—“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相同意思的警句，近百年前也曾被毛泽东说出过—“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

就在李强总理记者会的第二天，全国总工会正式发布了启动县级以上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的消息。全总机关率先派出8个蹲点组，26名干部离开北京开始蹲点生活，感悟“高手在民间”的智慧。屈指算来，基层蹲点已经是第三轮了，少了一些仪式感，多的则是形成制度的规律化。这样才好，一件事情只要认真做下去，总会功不唐捐，必有回响。

期待26名全总机关蹲点干部的故事，他们读懂劳动者热望“一口热饭、一张床铺”的故事，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故事。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万物万事，皆是此理。

一场细雨，几次沙尘，北京的春天飞一样地来了。很多因为疫情被迫关闭的店铺重新有了蓬勃的生机，人潮汹涌来得比想象中的更快。

当然，比旅游者更先涌进北京的，还是打工的人。大都市的诱惑总是吸引着那些心怀梦想之辈，他们蛰伏在杂乱喧嚣的街巷，在内心的角落默默构筑只有自己知道的未来城邦。

签发这一期《中国工人》的稿件时，忍不住抄录了清洁女工王柳云的几行自白。在我看来，这样的自白应当是从充满磨难的生活中孕育出来的，然后久久地留驻在她的内心。

“智慧高的人你就走在高层，平凡的人你就走在平凡的路上。我怕我的灵魂死掉，所以不停地读书、画画，‘喂饭’给它。”

“人生的起点各不相同，我们也许逃不过苦难的宿命，但不要因此心灰意冷。要继续前行，还要偶尔驻足，欣赏路边的花。”

让我惊讶的是，王柳云已经56岁了，6年前开始学习画画，现在漂在北京的一幢写字楼，每天清洁厅堂廊道。空下来的时候，她寻到一处卫生间的隔断，摆进自己的画板、画笔、颜料和调色盒。我能想象出她在那里独自作画时的快乐，因为我知道，哪怕是低到尘埃里的人生，也挡不住想要开出花朵的灵魂。

生活如斯，幸福如斯。命运给王柳云的前半生泼洒了黯淡的色调，但她坚定地选择用鲜艳的颜料重涂未来。她感恩鼓励自己画下去的那个人，说那是她的一道光；她喜欢漂在北京，因为不必理会身边的一切，只需安静地过好自己的日子，看守好自己的灵魂。她每天开心地笑，仿佛想要告诉这个世界，属于她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这样一位清洁女工的故事，像极了真实版的“月亮与六便士”。王柳云不会是简单的个案，还会有更多的“王柳云”挣扎在城市的茫茫人海，或在泥水之间，或在塔吊之上，或在井隧之深。相同的是，他们都如春笋般挣扎着向上生长，活成自己理想的样子，活成独立自由的灵魂。他们是无名之辈，他们更是生活巨幕里勇敢的所在。

内卷与躺平并存的时代，焦虑与妥协如影相随。有的人选择接受囚徒困境式的无限消耗，穿上了破旧的红舞鞋；有的人选择接受热血沸腾后的心灰意冷，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但是，只要内心还有困惑和挣扎，“卷”与“躺”的纠结就不会停止。何况，时代的变化还在收回很多人的选择权，AI开始抢夺劳动者的饭碗便是例证。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喧嚣与浮躁，让我们更加喜欢王柳云，喜欢这个尘埃里开出花的人生故事。她和她的理想告诉我们，治愈苦难的从来都不是时间，内心的释怀才是真正的解脱。我们可以对压力和焦虑释怀，可以对冷漠和孤寂释怀，但在释怀一切之时，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自己的心，因为我们都需要长出自己灵魂的牙齿。

这一期《中国工人》出刊后，我们期待王柳云能来杂志社做客，把她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同事。办公楼四层的职工书屋，阳光温暖，有咖啡有清茶，是一个作画的好地方。至少，我们可以在那里摆一幅王柳云的油画，提醒自己在每一次彷徨的时刻，叩问灵魂的答案。

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生活留给每一个人的未来都充满着不确定性，那就沿着不同的生命之途向前走吧。所谓的顺其自然，归根结底都是接受了内心的决定，都是“听从你心”。

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努力作答的每一天。

是的，我们的办公平台最近异常焦虑。

一边是上年启动的重要图书采写事项推进艰难，滴答滴答的时间压力正在积累到爆炸；一边是陷入多线工作交错杂糅的团队疲惫不堪，任务图上的未结项目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很努力，但“胜利”似乎还很遥远，焦虑的情绪不受控制地在心底滋生蔓延。

一个团队的慌乱状态，或多或少地投射出一点复杂的社会心态。专家说人口红利没有消失，只是变了内核，但是35岁的职场困扰还未消失，大厂收缩扩张后的裁撤消息又接踵而来。日渐明显的向下兼容中，新一轮选择与被选择里藏着洞见、认知和人性。

幸好，我们的社会并不总是迷茫和犹疑。不管怎样，信仰的光依然明亮，理想主义澎湃而具体，价值观的表达敏锐而坚定。

大英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晚清百态”，在抖音里满是博主发出深感“屈辱”之后的民族复兴誓言。一位叫“法老”的说唱歌手创作出了《小河淌水1952》的歌曲，并公开宣布永远为底层劳动者唱歌，还真的捐出了去年上百万元的演出收入。脱口秀演员的恶劣段子触碰的底线，是被买票寻找快乐的“人民群众”披露的。它告诉我们，不管有多少抹黑和歪曲，社会的良知永远都牢不可破。

世界如此丰富，焦虑与坚定同在，迷茫与确信共生。仔细想来，这一代人的焦虑可能源于不确定性的加剧，但焦虑不应成为生活的常态。这个红色的五月，人们依然在寻找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安宁，底层劳动群体的诗歌骤然繁荣，那些从尘埃里绽放的诗句，带来太多的讶异、感动和欣赏。我们有多坚强，我们的未来就多有希望。

世间万物的变化中，总有一些规律可循。能够洞见规律的人，才会不为变化所焦虑。在时代的潮水涨落中，我们需要锻炼跟随潮水方向的敏锐，更要拥有长成参天大树的定力。

这一期，《中国工人》开始了新一次改版。我们依然会坚定“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的使命，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锐化这一立场的同时寻求新的改变。我们更坚定地助推劳动榜样闪亮登场，也更确信我们有责任让无名之辈进入公共视野；我们更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更确信我们所有的表达都是源自于亿万劳动者的内心世界。

每一天，《中国工人》都在努力保持成长的姿态。在出版杂志的同时，我们试图交上一份新时代的融合答卷。即将推出的“工途—中国红色工运地图”，考验着这个年轻团队的专业能力、学习能力、审美能力和应变能力。尽管我们为此产生了那样多的焦虑，但它们不过是持续进步持续蜕变持续向上的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伴生物。

时代给了我们工具，就看我们是否拥有强大的学习吸收能力去用好它。正如我们已经在学着使用人工智能，提高各类融合项目的工作效率。正如我们每一天都在吸收新知，在一次又一次解题的痛苦中不断变好。

时间不停，责任在肩。

从1924年创刊到2024年创刊百年，《中国工人》会交上一份怎样的答卷？

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努力作答的每一天。

我们的征途，依然是星辰大海。

预见2018

最是新春好时光

——关于劳动者生活变化的八大猜想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这是新时代的中国。2018年的时光大门徐徐开启，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置身于恢弘的历史长卷之中。

这是中国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不仅描绘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发展蓝图，更坦诚列出“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这些老百姓最关注的焦点。

世间万事，民生为大。当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更多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亿万职工群众的生活必将发生更美好的变化。

猜想1

国家的“钱袋子”，

劳动者的新实惠

2017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家“钱袋子”的“掌门人”，财政部长肖捷在部署2018年财政工作时，频频释放出国家“钱袋子”致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全新信息。

依照此次财政工作会议的部署，教育仍然是2018年发展的重点。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都将让关心自己子女教育的工薪阶层享受到实惠。

与此同时，直接涉及劳动者幸福指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亦将在新的层次上得到加强。2018年，政府将继续促进农民工和去产能职工实现多渠道就业创业，进一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加强对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兜底保障。

当然，财政资金还将更多投入到那些与老百姓生活须臾相关的领域。无论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还是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无论是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还是加快水污染防治，这些促发展与惠民生相结合的有力举措，一定会让投下去的“真金白银”，变成劳动者的新实惠，让亿万职工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猜想2

重点群体增收，

咱劳动者要涨薪了

2017年12月，北京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分别对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有劳动能力的困难居民等七类群体，提出了8个方面27条差别化的收入分配激励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提出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一年以后，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增收计划，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

尽管表述方式有所差异，对重点群体实施精准激励依然是各地增收计划的核心要义，利好措施可谓清晰而明确。在北京，网络商户从业人员可以享受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低保人员就业可以享受就业奖励和救助渐退，技能人才工资增速可以高于其他岗位。在上海，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力度将明显加大，政府鼓励企业采取协议薪酬、持股分红等方式，试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

让劳动者的收入增速不要“跑输”GDP，这是实现“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关键前提。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连年下降，却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所有这些，使得“区分群体、分类施策、促进增收”的行动愈显急迫。

2018年，还会有更多的省份出台相关增收计划，为广大劳动者“造船”“搭桥”“建网”。其中，“造船”是打造能容纳更多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搭桥”是为摩擦性失业和劳动能力不足的群体提供“过渡带”和职业能力培训，“建网”是建立为困难群体兜底的社会保障网。这些政策“红包”越来越多，工薪阶层的钱包自然会越来越鼓。

猜想3

启动中央调剂，

基本养老金“十四连涨”

进入2018年，我国失业保险总费率将继续执行由2%阶段性降至1%的优惠政策，失业保险金的标准亦将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实发工资藉此微幅增加，失业人员也将领到更多的失业金。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人均失业保险金从707元增加到1051元，年均增长10.4%。此次确定逐步将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的90%，旨在进一步保障公民失业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效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人员还有相应的医疗、丧葬抚恤、就业服务等待遇项目。

2018年，尽管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形成一定支付压力，但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启动，加上部分国有资本被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基本养老金的“十四连涨”却几乎不会有任何变数。

毫无疑问，接连推出的这些完善基本养老金的积极措施，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避免由于政策形成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减轻下一代人的养老负担，通过国有资本收益给养老金制度“输血”，更将有效保障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化解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猜想4

结束“试行”，

劳动者迎接“第二金”

在试行了14年以后，《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终于被经过修订完善的《企业年金办法》正式代替，并将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从2018年开始，“五险一金”将加快向“五险二金”转化过渡，越来越多的职工有望得到保障自己生活权益的“第二金”。

有关专家在接受《中国工人》采访时表示，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每个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均将建立个人账户。其中，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2%。

依照《企业年金办法》的规定，如果没有规定的例外情形，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的企业缴费及其投资收益，将在最长8年的期限内完全归属于职工个人，并在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亦可全部或者部分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领取待遇并享受相应的继承权。

2018年，“有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将成为劳动者寻找就业单位的重要条件。毕竟，在原有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企业年金可以另外增加一份养老积累，进一步提高退休后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拥有这样完整的职工薪酬体系，企业才会更有人才吸引力，让劳动者安心地奉献智慧，共同进步，实现“双赢”。

猜想5

花钱有“道”，

正常福利一个都不会少

2017年岁末，全国总工会就员工福利发放做出新规，首次明确提出职工婚丧嫁娶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金，职工退休离岗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原本属于工会内部规章的《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骤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由工会发放的这些职工福利，其实并不是企业全部的职工福利。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清理整顿违规福利的进程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恶意搭车”，趁机减少甚至取消了原本正常的职工福利，从而形成了普遍存在的职场“福利饥渴”。从这一意义而言，基层工会为自己的会员明确“福利主张”，力挺职工拥有正常福利，难怪引得那么多工友们的“喜大普奔”。

在任何时候，劳动者的正常福利都应该得到最充分的保障。这既是公共常识，也应该是市场惯例。在工会经费可以用于职工集体福利支出得到再次明确之后，那些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动者还是赶快递交入会申请，争取早日成为工会组织的一名会员。只有这样，自己该得的正常福利，才能一个都不会少。

猜想6

根治欠薪，

农民工工资实行“月薪制”

困扰农民工收入权益的欠薪问题，有望在2018年得到有效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此前印发《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在工程建筑领域加快推行农民工工资按月结算，并在2019年12月实现全覆盖。这意味着从201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将要享受到“月薪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年领一次”。

事实上，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已经明确规定“薪酬应当以货币方式按月付出给劳动者本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应当是刚性的法律条款，往往被那些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恣意“架空”，把拖欠工程款与拖欠农民工工资搅成一笔“糊涂账”。因此，面对2020年彻底完成农民工薪酬无拖欠的最后期限，在工程建筑领域全面实施农民工“月薪制”堪称是“终极大招”。

除了农民工“月薪制”，国家有关部门还将在2018年推出一整套“组合拳”，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集中发力。一是建筑行业实行实名制，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的工资卡账户中。二是启动政府信用管理体系，拖欠工资的建筑企业不仅要接受处罚，还会被纳入“企业失信黑名单”。三是农民工试用期10天以后必须持证上岗，月底由农民工签字核对考勤工资表后再进行工资发放。

猜想7

执法年来了，

职工健康有了“护佑神”

通常来说，防止矿井坍塌或者设备爆炸，都会被视为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置于工作场所的粉尘危害，往往不会被企业经营者放在心上。然而从2018年起，全国安监系统将组织开展力度前所未有的“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狠查严惩存在尘毒等重点职业病危害的企业。

现实生产中，由于安全投入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相当一部分企业漠视粉尘危害的存在。安监部门在山东一家特种水泥有限公司发现，现场操作人员普遍没有佩戴防尘口罩，患上肺部疾病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在有的员工体检中发现双肺存在可见散点状小阴影后，企业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即便是员工本人也觉得“不打紧”，缺少必要的职业健康常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开始的“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愈显重要，有望让那些尘毒危害严重超标的企业曝光天下，让劳动者工作场所的职业健康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目前，各地各级安监系统已经全面行动，加大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工作的执法力度，启动省市异地互查等强硬措施，推进尘毒危害治理，切实改善员工作业环境，有效维护员工职业健康权益。

猜想8

技能走俏，

迎接更猛烈的机器换人浪潮

当机器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流水线上的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终究都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技术能不能跟上浪潮的激流”。

2018年，对于亿万产业工人而言，新的一次迭代大幕已经拉开。《中国工人》在采访中发现，麦肯锡研究报告已经得出结论，45%的人类活动工作可以由机器来替代。科大讯飞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更是直言，人工智能比想象要来得快，2018年超过300万员工要向机器人老板汇报工作，“这完全有可能”。作为最早推广机器人工业应用的地方，广东省东莞市将在2018年建成1-2个机器人产业园，同时在全市80%的工业企业实现“机器换人”。

如果一切顺利，阿里巴巴集团打造的第一家“未来酒店”将在2018年投入市场运营。按照这家智能化酒店的设计，客房服务的物品完全由机器人运送，这位不需要小费、不知道疲倦的员工可以自行决定搭乘哪部电梯，到达哪个楼层，按响哪间客房的门铃。对于拥有250万间客房的中国酒店业来说，劳动者未来面临的冲击不难想象。

不过，即便工厂里的机器人再多，最终依然抢不走技术工人的“饭碗”，因为“机器代替不了人的创造性”。特别是在发现问题、流程再造等方面，技术工人的优势不可替代。可以预见的是，从出大力、流大汗到拥有更高素质和更多智慧，2018年将成为亿万产业工人的“转型之年”，紧跟时代脚步，努力攀登世界制造业的巅峰。

追光

2.8亿人的利益表达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创生与成长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8年2月的第一个早晨，一份刊登在广东主要媒体的名单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此前一天，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依法选举产生162名代表广东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在这份共有162个名字的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6位农民工的名字赫然在列，分别是米雪梅（女，43岁，籍贯甘肃）、苏荣欢（34岁，籍贯广东）、李先兰（女，34 岁，籍贯湖北）、杨飞飞（33岁，籍贯江苏）、余雪琴（女，34岁，籍贯江西）和曾香桂（女，39岁，籍贯湖南）。

……

这是广东最近四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

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0人；

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人；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人；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人。

出现在广东政坛的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各个行政区域。

今天，当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8171 亿人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也将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

无论还有多少稚嫩和忐忑，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不同社会阶层的政策博弈，正在因为他们的出现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

尴尬的0

这是1995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1月，苏北睢宁，田野大地上的一个普通早晨。

朱雪芹决然地扛起铺盖，在父母追随的目光中渐行渐远。她的蛇皮袋里，除了最简单的生活用品，还有更多对外面世界的无限遐想。

这一年，朱雪芹18岁。和她一起走向人生远方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农民工。

这一年，发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

的农民工流动大潮，已经进入到第17个年头。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正在希冀中经历磨难，在嬗变中等待淬火重生。

这一年，在农民工居留最多的广东省，一个通常被称为“六不准”的严限政策正式出台，包括用工单位一律不准新招收外省农民工，甚至包括返乡探亲的农民工不准携带新民工就业。

这一年，在广东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有限公司，为了惩罚一位在工作台累到打盹的“违规”女工，外商女老板喝令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120多位农民工下跪。当工友们流着泪水屈辱跪倒一片时，来自南阳的孙天帅宁死不跪，在女老板的辱骂声中丢掉了工作。

以今天的眼光看，1995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似乎匪夷所思。然而，这样的场景却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

毫无疑问，身份、岗位和生活上存在的不平等，必然带来认知歧视、使用歧视、管理歧视、经济歧视和人格歧视。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农民工就处于权益表达的盲区，成为资本和劳动力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千千万万农民工就像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野马，奔向每一处哪怕最微弱的希望之光，进而以超大规模的群体形态流动在经济活跃之地。

在打工女孩朱雪芹来到上海的11年后，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1.3181亿人。

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全国农业普查数

据，调查时间截至2006年末，被视为官方最新最权威的中国农民工总量统计。它同时显示，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依然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这将意味着中国农民工的总量还将持续增长。

此时，艰难的博弈仍在进行。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承认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第一次要求城市政策把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相关问题纳入政府管理服务范围。

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40条政策措施。

……

然而，理想有多么丰满，现实就有多么残酷。在宏观政策不断为农民工开放绿灯的同时，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引发的恶性事件依旧接连不断。

2004年6月，《法制日报》公开披露新疆一处砖厂对农民工实施“集中营”式管理，个人物品统统没收，不许外出，不许交谈，每天只有两顿饭，每顿只有一个二两重的馒头。

2005年5月，宁夏石嘴山，农民工王斌余被拖欠的5000元工钱只拿到了50元，备受欺侮、数次讨要无果后，他向工头举起了刀，连杀4人，被判处死刑。

2007年6月，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窑奴工”事件曝光，情节极为恶劣。农民工们早上5点开始上工，一直要干到凌晨1点，才被像赶牲口般关进没有床的黑屋子里面“打地铺”，门外有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整整一年多时间，30 多位农民工没有领到分文工钱，一位甘肃农民工甚至因为动作慢被铁锹猛击致死，尸体用塑料布裹住埋在荒山中。

这些持续发生的恶性事件，引起整个社会的深刻反思。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既是新的社会阶层，又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着超负荷劳动，薪酬水平偏低且常被拖欠，社会保障缺失。但是，由于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工作地分离，他们的公民权利无处行使，政治权力和话语平台陷入盲区，无从依靠政策博弈改变自己的弱势命运。

2007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正在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

共有7个部分的说明大约2000字，第6部分“关于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名额”更是只有208 个字。但是，它却意味着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0的尴尬”即将结束，亿万农民工实现自身权益表达的一天即将到来。

盛华仁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包括朱雪芹在内的农民工们，即将迎来表达自身权益的那一天。

从0到3

十一届全国人大组成人员“应有农民工代表”的消息，犹如巨石击水一样，迅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引起连锁回应。

此前，在个别农民工高度聚集的县市和乡镇，农民工当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新闻已经偶有出现。在中国小商品集散地浙江省义乌市，早在2001年便有农民工当选为所在地区的乡镇人大代表。一年以后，11位农民工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

然而，农民工走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大幕，还是从2007年3月真正拉开。

2007年下半年，各地省级人大换届工作正式启动，并将在新一届省级人大首次会议上选举出本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7年11月14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开透

露，十一届广东省人大将有6名农民工代表，分别产生自广州（2名）、深圳（2名）、佛山（1名）和东莞（1名）。作为拥有超过2300万农民工的中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这将是农民工第一次当选省级人大代表。

“农民工”与“人大代表”的身份融合，就这样成为这一轮省级人大换届的最大亮色。

在北京，2名农民工正式当选十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在上海，2名农民工正式当选十二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在重庆，51位农民工正式当选三届重庆市人大代表……几乎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农民工当选省级人大代表。

2008年1月，《人民日报》更是以《浙江省人大首位农民工代表开始履职》为题，报道了保洁员徐辉代表的两份议案，分别涉及环卫工人安全和农民工享受廉租房优惠政策的问题。

至此，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现，已经水到渠成。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过3天，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此时，那个13年前闯荡上海的打工妹朱雪芹，已经从缝纫工成长为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她的名字和习近平一道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当朱雪芹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时，老人喜极而泣。

十一届全国人大共有代表2978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字，最终定格在“3”。

从0到3，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历史的一小步。

从0到3，这是中国农民工阶层走向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步。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预备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上海代表团驻地。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更好地反映所代言群体的心声。

胡小燕说，“我这两天主要是学习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酝酿最终的建议”。康厚明则说，自己与胡小燕有着相同的想法。最年轻的朱雪芹也感到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人大代表就是要替人民说话，我们代表了一亿多农民工，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聚光灯前，难免有几分稚嫩。讨论会上，多少有一点忐忑。但是，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依然努力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第一次亮相全国人代会，朱雪芹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仗义执言—

“现行的社会保险政策规定，职工必须累积缴纳社会保险金满15年后，才能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农民工流动性大，今天在这里打工，明天也许就会到别的城市。建议有关部门建立综合保险全国联网机制，让一张卡内的保险金可以进行累积，并可以在异地使用。”

第一次亮相全国人代会，胡小燕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问题发声—

“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今天开工明天就走人，对外来工讨薪很不利。这种情况下能否让企业交保证金，就算老板跑了，打工者也有收入，不用等工厂的固定财产拍卖再收工资，因为这样时间拖得太长了。”

第一次亮相全国人代会，康厚明为农民工住房困难问题建言—

“这些年来，政府建的廉租房总量太少，并且首先满足当地居民，能够住上的农民工非常少。政府每年可以按土地供应总量的一定比例来建廉租房，让更多买不起商品房的农民工也能有栖身之所，不要让廉租房成为花瓶。”

一个细节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工友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同样有趣的是，温家宝总理参加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认真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后，转头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胡小燕在农民工眼里成了更耀眼的明星，甚至有人找她索要温家宝的电话。在北京开会的十几天里，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胡小燕，竟然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

事实上，从当选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刻开始，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验的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生活已经注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胡小燕取消了原来每天两小时的午休，开通了博客，公布了QQ号码，征求农民工对政府的意见，甚至还和好奇的美国领事馆官员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座谈。那段时间，每天预约采访她的电话超过20个，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所以，我要尽全力做一名合格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胡小燕的心声，也是康厚明和朱雪芹的共同心愿。

从3到31

从2008年开始，每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人们都能惊喜地发现，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作为仅有的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3 个人的成长就是亿万中国农民工成长的象征。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胡小燕坦言自己从未担任过乡、县、市、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甚至“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面对美国记者“当选人大代表后的下一步打算”的提问，她的回答更是不无朴实—“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很快，面对同样的问题，无论是胡小燕、康厚明还是朱雪芹，都会给出更为成熟的回答—“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农民工养老及完善劳务派遣等，“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成色十足。

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党和人民的大考”。面对中国农民工阶层日益壮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普遍共识。

2013年3月，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开幕。大会发言人傅莹在介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时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

从3到31，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了更多农民工的存在。

彼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２.６亿，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收入、住房、社保、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障碍，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距。

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朱雪芹当选连任。

胡小燕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打开。

康厚明的身影依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只不过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代会的会场。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26位农民工党代表中，就包括康厚明。

中国“草根阶层”的权利保障，呈现出高层次、多样化的鲜明特点。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

环卫工王月清，保安员朱良玉，保洁员陈腊英，营销员张晓庆，物业管理员曾香桂、洗脚妹刘丽……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无论是在全国人大会议的会场还是驻地，农民工代表都是最容易被认出的人。

依照《工人日报》的描述，周振波说话嗓门大，声音沙哑，交谈时习惯把对方称为“老师”；康仁皮肤黑红，总被误认为是来自藏区的少数民族，说话一口甘肃会宁乡音；王月清看起来内向沉默，脸上满是常年东北户外工作留下的痕迹。

这些与众不同的印记，没有影响31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为自己的群体“代言”。从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培训到养老，农民工关心的问题都能在他们的建议和发言中找到。

2015年，中国的高龄农民工总量达到4685万人，最早进入城市的外来务工者开始被称为“打工爷爷”。这些人背井离乡干着最苦最累的体力活，缺少相应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甚至为了躲避有的地方对农民工年龄的岗位限制，不得不专门染黑了头发。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多位农民工代表为“打工爷爷”的境遇集体发声—

王馨代表提交建议，呼吁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

谢利英代表呼吁立法保障高龄农民工的权益，希望有关部门对那些不给高龄农民工交社保的单位严肃查处；

曾香桂代表提醒,政府部门应当注意到高龄农民工的生活保障非常脆弱，要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保障和薪酬，不能干最苦最累的工作却拿着最低最少的工资；

朱雪芹代表直言高龄农民工学历不是很高，只能靠力气吃饭，维权时很弱势很艰难，政府应该在政策上给他们更多关爱，提供一定比例的岗位优先录用；

刘丽代表希望能公共资源均等化，政策一定要切合实际，不能专家学者领导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去想，要能够满足高龄农民工的需要；

……

从3到31，这意味着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会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成为重要社会特征，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诉求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参与，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一旦它真正成长起来，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天平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倾斜，法律和决策的制定将会进一步公平和公正，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

0的未来

时光荏苒，又一个5年过去了。

2018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庄严开幕。

此前，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所增加”。

消息传出，波澜不惊。今天，人们已经接受并习惯农民工出现在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

3人变成了6人，广东选出的新一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人数翻了一番。

显然，今年3月的北京，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已经形成一个远远超过31人的方阵。

直到今天，这些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上，依然保留着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当选那个年代的印记—出身农村，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岗位起步，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

然而，与当年的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截然不同的是，新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拥有了更高的议政能力和知识素养。尽管他们还是身处一线生产岗位的劳动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站在整个农民工阶层的高度，更善于运用民主的力量实现自身群体的利益表达。

互联网的海量数据，记录下11年前那些对于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质疑。

2007年，天涯社区有过一篇《且慢为农民工将成全国人大代表欢呼》的热帖。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参政议政绝对不能走向娱乐化，全国人大代表要有为人民说话的意识，还要有为人民说话的表达能力，“谁能保证农民工代表具有相应的参政议政能力”？

其时，恰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二审”。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措辞强硬，指责有关维护工人权益的条款将会增加成本，倘若不予修改将重新考虑在华业务的布局，这被普遍视为“以撤资相要挟”。

面对资方这样强大的组织优势、资源优势、知识优势以及表达优势，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有多少进行政策博弈的资本？怎样才能为农民工阶层构建起均衡的利益表达格局？

所有这些疑惑，时间都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没有调研经费，没有工作助手，有的只是一颗和农民工仅仅相连的心。最艰难的日子里，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努力撑了下来。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年，胡小燕在媒体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结果只能用一个“爆”字来形容。每天，来电上千次，短信上千条。最多的时候，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4000 多人等待加为“QQ好友”。

人数虽少，依然需要团结产生力量。朱雪芹说，她和胡小燕、康厚明联系密切，沟通各自关注的农民工权益问题。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从农民工社保异地转移、劳务派遣人员利益维护、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恶意欠薪入刑到建立欠薪追讨机制，背后都有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力推动。

无论是否还在参政议政的岗位上，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都被深深打上“农民工代言人”的烙印，这让他们未来的生活已经无法离开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

今天，胡小燕落户佛山，康厚明落户重庆，朱雪芹落户上海，都完成了自己人生通道上的身份转型。但是，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更多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走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平台。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95后”的农民工代表已经开始出现。在亿万农民工向上流动到工人阶层的历史进程里，这些农民工代表将会深切地表达自身群体的利益诉求，借助政策和体制的力量，致力实现农民工阶层与工人阶层的“无缝对接”，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整合与稳定。

农民工，这一农民与工人两种身份嫁接而成的名词和阶层，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而壮大，并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完成而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或许，就在不远的历史转角处，千百万农民工都将像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一样落户城市，成为中国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那么，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未来呢？

未来，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还将会越来越多。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2.8171亿中国农民工仍然需要自己的利益表达。

然而，历史潮流浩荡无边。

“尴尬的0”，这是利益表达的空白。“从0到3”，这是微弱声音的响起。“从3到31”，这是群体力量的强大。

但在更远的日子，我们一定会合上厚重的历史档案，庆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0的未来”。因为那一刻，“农民工”和“工人”的身份将不再泾渭分明，而是真正水乳交融在一起。

是的，那就是 “0的未来”，光明而闪耀。

因为，它更是属于中国农民工的最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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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副主席

——一线劳动者进入工会领导机构纪事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8年10月25日，京西宾馆。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现场，又一次响起如潮的掌声。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第十七届执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

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的名字，出现在最终公布的15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名单中。

此前，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中国工会十七大唯一一场大会选举中，这3位来自生产一线的劳动者顺利入选由283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

毫无疑问，这是本次工代会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全总新闻发言人王晓峰就此表示，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当选副主席，将进一步增进工会工作的群众性。

从工会十六大到工会十七大的5年里，越来越多的一线劳动者进入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机构，成为中国工会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

历史一步

回看5年前的那一个日子，很多今天的现实或许在当初已经蕴含着答案。

2013年4月28日，长安街边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迎来了中国工运历史上的璀璨时刻—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走进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大楼。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走进六楼会议室，65名劳动模范激情澎湃，如潮的掌声瞬间响起。

新华社当天播发的新闻通稿显示，共有9位劳模代表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其中包括“当代雷锋”郭明义。

当时在场的相关人员向《中国工人》杂志记者描述说，习近平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同大家交流，座谈会气氛十分活跃。

在新华社记者李斌采写的座谈侧记里，有这样一段关于郭明义的文字—

“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与每个人的梦紧紧相连。我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做一名好工人，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雷锋传人。”鞍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讲述起爱岗敬业、奉献社会、带动更多人的故事。

在他发言后，总书记关心地问：“明义同志，你这样献血，对健康有没有影响？”“目前看没有，去年还献了3次血。”总书记关切地叮嘱他“要注意身体”。

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习近平同时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能只当口号喊、标签贴，而要贯彻到党和国家政策制定、工作推进全过程，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此次习近平与全国劳动模范座谈前45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由161人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经理许振超，连任全国人大常委。

习近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工会系统引起强烈反响。4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

这份全文3600余字的通知，明确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工会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用讲话精神统领工会十六大筹备工作”，充分体现党中央对工会工作的新要求。

2013年10月，中国工会十六大在北京开幕。许振超和郭明义的名字，出现在新一届执委会委员的候选名单，并顺利当选。

10月21日，经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一次执委会议选举，许振超、郭明义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

当时公布的中国工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显示，许振超、郭明义均为来自生产一线的劳动模范。

许振超为1950年1月生，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

郭明义为1958年12月生，时任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业务主管。

现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的谢春涛，当时曾这样评价许振超、郭明义的当选—他们成为工会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员，可以更准确、更直接地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诉求，进一步增强工会工作的群众性。

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后，许振超表示要加强学习，尽快熟悉和掌握工会工作业务知识，更用心地了解各行各业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为广大职工讲话，同时带头示范，学习先进技能，提升自身素质，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

郭明义则说自己“心里沉甸甸的”，还是希望大部分时间能继续留在鞍钢工作，因为“鞍钢有我最亲爱的工友，有我的爱心团队，我要继续倾听职工最真实的声音”。

6天以后，前往鞍钢采访的记者在齐大山铁矿见到了郭明义，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穿橘黄色安全警示服，“还是以往的那身装束”。

但是，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而言，历史的一步已经迈出。

改革深化

在许振超和郭明义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那一年，51岁的巨晓林还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接触网六段一队613班组的技术员。

然而，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中，巨晓林显然是名声最响的人。从全国劳动模范、高级技师到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这位原本普通的农民工成长为知识型技术工人的楷模，直至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此刻，中国工会领导机构的大门，静静地迎候着中国农民工的代表。

2015年7月6日，为期两天的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他特别强调，要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更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物纳入组织。

16天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总工会开展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两个月内制定出改革方案，争取在一年时间内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很快，《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制定完成并审议通过。

11月24日，新华社播发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就全总改革试点答记者问。

在回答“这次改革对改进工会领导机构人员构成和全总机构设置有哪些措施”时，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明确表示，要“在本届全总执委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中，分别提高劳模和一线职工比例，全总领导班子中增设农民工兼职副主席和挂职书记处书记”。

工会大楼的改革气息，让巨晓林代表亿万农民工走上历史的前台。

2016年1月，全总十六届四次执委会议在北京举行。

1月17日，54岁的巨晓林以农民工的身份，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敏感的新闻媒体以超出以往补选副主席的报道篇幅，把巨晓林的当选和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连在一起，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

北京知名时政新媒体“长安街知事”称，“一位农民工进入全总最高领导班子并成为副主席，正是落实中央改革要求的生动案例”，并预见“未来会有各行各业的‘巨晓林’进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层”。

巨晓林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时，恰逢北京市人大会议召开。丰台区代表团首场小组讨论会开始前，会场最中间的位置被空了出来，区长冀岩主动坐到空位的旁边。

代表们疑惑之际，主持人建议全场鼓掌祝贺巨晓林当选为全总兼职副主席，并坚持邀请他坐到专门空出的显赫位置。

巨晓林当选以后，全国总工会领导班子中的劳模和一线职工、农民工达到3人。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劳模兼职副主席的作用，成为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环节。

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制度文件与释义》一书中，收录了全总2016年5月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全国总工会劳模兼职副主席作用的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劳模兼职副主席不脱离本职岗位，不配专职秘书、不配专车、不配专用办公室，永葆普通劳动者本色”。

暂行办法同时明确规定，及时向劳模兼职副主席送阅副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阅读的文件，每年安排参加两次跨省区、跨行业的调研活动，在全总机关安排集体办公室，安排专门人员做好服务工作。

据悉，这一暂行办法的制定，是根据全总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进行的，结合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届主席会议工作规则》等制度规定，并报全总党组会议审议通过。

至此，劳模和一线职工、农民工进入全国总工会领导班子已经形成制度，成为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的特色亮点。

新鲜气象

中国工会具有的完整组织体系，“以上率下”的工作机制，决定了劳模兼职副主席将在不同层级工会的政治架构里普遍出现。

事实上，在就全总改革试点答新华社记者问时，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已经明确表示，要在本届各驻会产业工会全委会分别增设兼职副主席。

依据《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制度文件与释义》透露的情况，7个驻会全国产业工会全部配备了兼职副主席，总人数达到14人。

与此同时，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河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山西、甘肃15个（区、市）总工会配备了20名劳模兼职副主席。

2018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七大在北京召开，郭明义、巨晓林连任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高凤林新任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68岁的许振超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国工会领导机构。此前，在结束连续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任期后，他被全国人大任命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

就在中国工会十七大召开之前，全国多个省级工会进行换届，更多的劳模兼职副主席出现在省级工会领导机构中。

劳模兼职副主席的出现，正在进一步增强中国工会各级组织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他们参与工会领导班子集体决策，联系职工群众反映意见诉求，加强对职工群众思想引领。

这些特殊的工会领导人分赴各地进行的调研活动，也得到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依据《青海日报》的报道，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便在西宁会见了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对郭明义来青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青海的省情。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全总、全国产业工会、省级工会劳模兼职副主席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俨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新鲜气象，郭明义更是连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北京的新闻媒体曾经注意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画面显示，在总书记习近平参加的分组讨论中，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发言。

电视画面显示，郭明义坐在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身旁，穿着浅灰色工装，戴着眼镜，还准备了一份发言稿。

在中央电视台党的十九大的电视报道中，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巨晓林的镜头亦有出现。

其时，十九大“党代表通道”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举行。

有记者问：“您对如何维护农民工群体权益有什么想法？”

巨晓林回答：“工会组织一定要带头宣传好《劳动法》和相关政策法律，一定要多了解农民工的心声、意见和建议，一定要会同监督部门深入工地和企业做好监督工作。”

和郭明义、巨晓林一道出现在党的十九大会场的，还有更多来自全国产业工会和省级工会的劳模兼职副主席，包括何桂琴（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王进（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薛莹（中国国防邮电工会）、邓建军（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徐文华（天津市总工会）、李万君（吉林省总工会）、李斌（上海市总工会）、许启金（安徽省总工会）、黄久生（河南省总工会）、康厚明（重庆市总工会）和耿家盛（云南省总工会）等。

在全总十六届执委会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特别强调，要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工会改革创新。

由此而言，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看，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进入中国工会领导机构，意味着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正在继续深化。

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判断，在全国总工会开展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所取得的经验，正在进行复制和推广。

改革时间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采写 | 本刊记者 李瑾

图片 | 于文国

1978年1月，北京的深冬。

凛冽的西北风夹杂着纷飞的雪花，扑向灰蒙蒙的低矮楼群。破旧不堪的四合院里，炊烟伴随着煤饼燃烧的味道，弥漫在行人寥寥的陋巷。

这一年的《人民日报》，继续接连不断地刊登着“抓纲治国”的报道。甚至在它刊登的北京电视台节目预告表里，依然不乏这样政治化的词汇。

依照这份提前刊出的节目安排，1月21日18时35分，北京电视台—4个月后的5月1日，它才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

坚冰尚未解冻，贫瘠的中国大地显得焦躁不安，仿佛在等待着梦醒时刻。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石破天惊，桎梏思想的樊篱溃决了第一道关口。

12月18日，北京。历时5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悄然开幕。

同一天晚上，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里，18户没有外出要饭的农民秘密集会，决定包产到户，连夜抓阉分牲畜、农具和丈量土地。17个农民的指印和3个图章落在保证书上—“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新中国成立2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由此开启。

浪潮席卷而来，没有谁能够置身其外。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就这样进入波澜壮阔的改革时间。

假如还有来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曙光照亮祖国的山河。

这一年，吴运铎回到了自己钟爱的工作岗位，担任五机部第二十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工程师。党组织给他的政治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一切罪名纯属陷害”。

炸断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让这位“中国的保尔”放弃为党工作的执念，忙碌起来依然像战争年代一样“疯狂”。

这一年，82岁的戎冠秀第五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得知消息的那一晚，老人激动得彻夜难眠：“我还不老，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一起建设四个现代化。”

在戎冠秀的心中，永远不会缺少革命者的激情。每天清晨，这位全国劳动模范都会背起粪筐去拾粪。在她看来，“劳动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个大事情”。

这一年，71岁的马恒昌还是住在那处灰白外墙的平房里。紧邻公共厕所和垃圾堆，下水道常常堵塞，雨天泥泞不堪，冬天污水成冰。

此时，马恒昌已经担任了13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但是，在这位曾经叱咤中国工业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身上，工人阶级的本色依然生动而鲜明。

这一年，张秉贵还站在他最钟爱的糖果柜台。从“一抓准”到“一口清”，这样的“一团火”成为北京百货大楼的传奇，如同春风传递给南来北往的每一个人。

在北京，张秉贵是最受尊敬的人。公共汽车上，买过糖的乘客主动给他让座。公共浴室里，素不相识的人主动为他搓背：“我是您的顾客，今天就让我为您服务一次吧！”

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打破坚冰正在让中国的发展面临“惊险的一跃”。无论是吴运铎、戎冠秀、马恒昌还是张秉贵，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一次伟大的革命正在慢慢发生。然而，他们都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继续着对祖国的忠诚。

1985年5月，马恒昌第一次抗拒了组织上的决定，坚持离开友谊医院，乘上北京到齐齐哈尔的火车。他说：“北京不能再呆了，花钱太多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啊！”

两个月后，马恒昌因癌症医治无效去世。临终时，他的眼角流出两颗热泪，没有遗言。

1987年5月，张秉贵胃穿孔大出血，被紧急送进医院，诊断发现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他说：“我这一辈子，在柜台上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可以画个圆满的句号了。”

139天后，张秉贵去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8年1月，戎冠秀病重住院。康克清赶到病床前执手相望，聂荣臻专门送去一束蓝色的勿忘我。弥留之际，老人神志恍惚：“孩子们，好好养伤，养好了消灭敌人。”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去世。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句—“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因肺心病复发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几个小时前，他还接待了三批来访者。在与死神抗争的最后日子里，他无比眷恋着党和祖国：“假如我有来生来世，我还要把一切献给党！”

今天，戎冠秀的故事依然在被人们传诵，张秉贵的半身铜像静静伫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以马恒昌命名的班组始终是劳动者的标杆和旗帜。当然，还有吴运铎留下的那一句话—“在困难面前退却的人，从来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强者。”

这些感动中国的劳动榜样，就这样离开了沸腾的生活。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开往富强美好的列车，他们已经无缘欣赏愈加绚丽的风景。

但是，所有前行者的精神财富，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勇气，迎接改变中国的凤凰涅槃。

做最好的工匠

1980年，技校毕业生李斌成为上海液压泵厂的一名青工，最大的梦想就是“学一手好技术，当一个好工人”。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憨厚的小伙子能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更没有人想到，23年后会有“李斌技师学院”的诞生。

这时的中国，“喇叭裤”已经悄然流行。每个傍晚，提着录音机的青年人涌进公园，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起迪斯科舞。美国合众国际社发自广州的报道称，中国人开始关心如何得到手表和电视机。澳大利亚旅行者对于中国的感受是，“简直像退回到20年代，他们太穷了”。

所有的这些—物欲和时尚—似乎都与李斌无关。就像一颗螺丝钉，李斌牢牢地钉在生产第一线，成为驯服进口机床的优秀技术工人。老厂长禁不住连声夸赞：“有一个李斌，工厂就可以起步；有十个李斌，企业就能振兴。”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会场，全国人大代表李斌第四次和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斌说，“提升技术工人的技能刻不容缓”。习近平回复，“我们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

5个月后，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牵头相关部委开始研究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由此变得更加光明。

在上海，包起帆的名声丝毫不逊于李斌。他的左手大拇指有一道深深的伤疤，那是在上海港务局码头当装卸工时被钢丝绳留下的印记。中国工业水平的整体落后，使得成千上万的一线劳动者只能直接用手去进行危险的操作。

李斌走进工厂的那一年，在连续14个小时飞行1.1万公里后，一架巨型蓝白灰三色宽体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后来的报道说，“这是中国以每架1.56亿美元购买的3架波音747SP巨型喷气式客机中的第一架”。

腾空而起的波音747客机，让包起帆和每日劳累的工友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目瞪口呆，深切感受到落后生产力带来的刺痛。1981年，亲眼看到3位工友死在木材装卸作业现场后，30岁的包起帆暗下决心，要靠科学文化知识把工友的生命从“虎口”里夺回来。

3年以后，一套完整的木材抓斗装卸工艺系统成功诞生，从此不再需要工人直接捆扎木材，包起帆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抓斗大王”。

1994年，包起帆报告会走进中南海，这位工人发明家的名声愈加爆红中国。千般显赫，他的创新之路却从不停歇。他用自己的17项发明金奖，去鼓舞每一位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可以没有学历、资历和背景，但只要努力学习、用心做事，照样能够取得成功。”

包起帆名扬中国的时候，窦铁成还只是中铁一局电务公司一名普通的电务工。初中文化程度的“先天障碍”，丝毫没有影响他最终成为技术的强者。

1999年，单位财务部门配备了办公电脑。窦铁成请求财务人员，“晚上帮你们看着办公室”。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后，他终于学会了直接用电脑设计绘制技术图纸。

2008年，窦铁成的事迹传遍中国。人们记住了这位饱经沧桑的汉子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人永远在超越自身，奉献他人。在生命本质的最高层面上，工人和哲学家没有差别。”

7年以后，中央电视台播出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这部充满主旋律的电视专题片所展示的劳动者们，没有进过名牌大学，没有拿过显赫文凭，只是在平凡的岗位默默坚守，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普通劳动者的极致精神和非凡技艺，令人折服，并迅速引发社会巨大关注,热度持续不退。

2018年，在工会组织的全力推动下，“大国工匠”成为中国社会最耀眼的“劳动明星”。打开人们常用的那款浏览器，“大国工匠”可以搜索到149万个网页。改革开放40年造就的诸多新词汇中，它属于最耀眼的那一个。

为爱义无反顾

改革开放首先意味着思想的解放，意味着旧有的价值体系必然遭遇汹涌的冲击。

1979年3月，《诗刊》杂志公开发表北岛的朦胧诗《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身影。”

这段诗句中的叛逆意识，震撼着正在学习思考和判断的一代人。他们尝试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在黎明初现的天空发现答案。

这一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3周年纪念日前夜，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1956年8月24日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全文。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学习外国的东西，“非驴非马也可以”。

不同思想的碰撞，让容易躁动的年轻人陷入迷茫。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直言“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6万多封读者来信涌入北京，引发一次人生真谛的大讨论。

远在长春的蒋筑英显然没有参加这次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时间已经全部填满了科研工作，更因为他早已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要看到国家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的春天里，蒋筑英的理想展翅翱翔。作为长春光机所的业务骨干，他接连被派往欧洲学习。第一次出国，他把半年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外汇，为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和20部电子计算器。他似乎忘记了，他的家只有14平方米，挤着两代四口人。当然，他更忘记了自己一直梦想有一张书桌，这样就可以不用再趴在床板上研究课题。

生活简陋少人问津，理想依旧无比坚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孤傲地挺直脊梁。

当蒋筑英的名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颂扬榜样时，邓稼先依旧在罗布泊过着枯燥的科研生活，日复一日。这位最终签字确定中国原子弹设计方案的人，在学术刊物和科研联络中消失，甚至连妻子也不知丈夫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保密任务。

空投预试，降落伞没有打开，弹体摔碎了。邓稼先在荒漠中找到残骸，仔细检验碎片。然后，他拍下了第一张自己的工作照。他知道，严重的放射性侵害已经发生。

1985年7月，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被确诊为直肠癌。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平静地告诉妻子：“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1986年7月16日，邓稼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3天后，他全身大出血，不幸去世，终年64岁。张爱萍将军赋词悼念：“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此时此刻，蒋筑英已经离开人世4年了。4年前的一次科研出差，让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倒在了成都。离开长春的时间是凌晨5点，即便这样早的行程，他还是没有忘记给妻子煮好早饭的粥，没有忘记为孩子煮好两个鸡蛋。

成都医院持续20个小时的抢救，没有挽回蒋筑英的生命。医生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位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急性肺水肿的危重病人，竟然刚刚没日没夜连续工作了两天。

27年后，93岁的吴大观开始了同死神的最后抗争。依靠视力只有0.3的右眼，这位中国航空工业和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制事业的主要创始人，研发成功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和第一台涡扇发动机。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水平，终于穿越黑暗、迷雾和险滩，站到了世界的前台。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永远闭上了眼睛。生前，他用10万元积蓄交了最后一次党费。他当年的办公室被保留下来，一张老式的写字桌，一个放大镜，一把计算尺，一幅巨大的发动机研制图。它们默默地停留在那里，留住了那段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征。包括邓稼先、吴大观、蒋筑英在内，每一位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着现代化的未来拼命奔跑。当他们最终无力倒下的时候，依然化成一座精神的丰碑，默默伫立在这个国家的来路，深情地祝福着我们，祝福着之后的时代。

底层的清贫者

中国社会的很多进步，尽管属于历史的必然，却往往显现为源自偶发的人物和事件。

1982年的蒋筑英之死，让更多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得到强烈关注。人们惊呼，“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得到稍微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聂荣臻、方毅、胡乔木先后公开表态，呼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一束无声的永恒之光，带来了有声有色的世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开始拥有平等、体面的生活。

1984年，带着中科院计算所的20万元，柳传志创立联想公司。如今，这位74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依然名震江湖，“大概拥有联想集团不到1%的股份”。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联想集团排名第240名。

但是，生活的路途不会让所有勤奋的人都得到财富的成功。志向，能力，承担一切苦难的坚持，拥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远离清贫。

1981年，马永顺从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退休。伐木33年，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一共放倒了3.65万棵大树。

“砍倒了多少棵，我就要补种多少棵”，这是马永顺的目标。到了退休的时候，还差8000多棵树没有栽上。没有二话，这位退休工人回到工作过的林场，10年义务栽树7000棵。

这时，马永顺已经78岁了，生怕有生之年栽不完最后的1000多棵树。于是，他组织全家19口人一起上山植树。进山路远，他从每月357元的退休工资里，大方地拿出200元租车费。到了山上，老人兴奋地喊起了伐木号子。

同样有着造福自然理想的退休工人，还有在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一辈子的李双良。1983年，当他退休回家的时候，放心不下的是公司南门外那座足有5个天安门广场大小的渣山。

600多人，300多辆小平车，65部手扶拖拉机……当年“五一”劳动节，李双良没要国家一分钱，带着这支队伍冲向7层楼高的渣山。第一个月，8万多吨废渣清走了，近4000吨废钢铁回收了。整整50年来，这座渣山第一次开始变矮变小。

治渣第10年的时候，渣场总资产达到2亿元。李双良放弃了2000万元的政策奖励，依旧领取每个月800元的退休工资。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内心安宁快乐。

和马永顺、李双良同样立志恢复自然的，还有远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王有徳。

1985年，王有德来到宁夏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被沙漠吞噬良田、房屋和公路的景象深深震惊，由此立志，“要让沙漠绿起来”。

治一亩沙需要180元，国家拨款的补助费只有60元。每亩120元的缺口，王有德带着工友挣钱去弥补。在20多年人进沙退的搏斗中，每年治沙造林3万亩，一道45公里长、10公里宽的绿色屏障，出现在毛乌素沙漠的西南边缘。

昔日那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了，今天的王有德双手黝黑粗糙，老茧丛生，指甲缝里钻满了抠不出、洗不净的泥土。但是，他用自己的青春留住了绿色，留住了春光。

马永顺、李双良、王有德默默造福自然的那个年代，空气污染指数还远远没有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北京街头的落叶被扫在一起随手烧掉。华北大地的“五小作坊”扩散着毒气浓烟，洁净的河流呜咽着混入掺杂有害成分的生产废液。享乐的欲望像沙漠一样吞噬着躁动的人们，清贫者在世俗的眼光中成为无能的象征，占有财富、放纵欲望的冲动无法控制。

1984年4月，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开业，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汉堡包、热狗和法国炸土豆条。

4个月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从中国各地奔向佛山，抢购佛山信托投资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以求从中国的最新一次资本实验中分得一份好处。

1985年2月，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照片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4月，英国最著名的威猛乐团亮相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首曲目的名称是《在你摇摆起舞前请叫醒我》。

1988年8月，中国先后发生3次抢购商品和提兑存款的风潮，一些地方的日用百货、粮油食品和金银首饰几乎被一抢而空，惶恐不安的银行储户则争相提取存款。

1990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日在上海正式对外营业，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提醒世界，应当从这里感受到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1992年3月，广东珠海率先重奖科技人员，高级工程师迟斌元获得100平方米住房、26.7万元奖金和一辆奥迪轿车。继1984年和1987年以后，中国第三次经商浪潮动地而来。

……

这些时代的喧嚣，走在悬崖峭壁间的邮差王顺友无从知晓。从接过父亲传给自己的马缰绳开始，这位四川凉山马班邮路的乡邮员就安心于一个人、一匹马的生活，默默行走。

孤身上路，没有人能分担近乎残酷的艰苦。山洞，牛棚，树林，雪地。每一年，王顺友独自行走的日子，都要超过330天。20年，他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挂失过一个邮件，相当于在雪域高原上走了21次“二万五千里长征”。

人们总是惊讶于明艳的鲜花，却习惯忽略那些默默无闻的绿叶和土壤。

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离不开那些底层的清贫者。他们把自己羸弱的肩膀挨在一起，挺起脊梁和胸膛，支撑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根基。

恪守初心之辈

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宗庆后从农村回到杭州，在校办厂做推销员，郁郁不得志。

1986年，42岁的宗庆后开始创业，承包一家校办工厂。有报道说，“在被命运遗弃了大半生之后，宗庆后这次紧紧抓住了命运给予的一丝可能”。白天，他骑着三轮车送货。晚上，他给员工煮饭煲汤。

2007年，宗庆后登上《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以11亿美元位列第840位。2010年，更以70亿美元位列第103，位居中国内地第一。

今天，尽管互联网的神话已经把所有凭借实业起家的“首富”打落宝座，宗庆后的财富却依然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在娃哈哈的王国里，宗庆后还是那个为员工盖楼买房的“家长”，继续保持着每年除夕夜与员工共餐守岁的习惯。

宗庆后说过，他最看重的荣誉是全国劳动模范。从为自己创造财富，到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才是每一位成功者最清晰的前路。

改革开放给每一个人带来了不同的可能。这种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选择性，显然容易让人陷入迷失，忘掉了自己的初心。唯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们，才能始终恪守着初心的方向。

1980年，杨怀远主动辞去上海海运局轮船政委的职务，回到船上担任服务员，重新扛起那根服务乘客的扁担。

1997年11月，杨怀远退休，留下的是6000多首服务顺口溜，40多万字的服务经验，还有天南地北的乘客写满47根扁担的赞誉。

17年间，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持续下滑。面对这些，杨怀远对于自己当年的选择，后悔过吗？迷茫过吗？失落过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人们可以相信的是，35个在轮船上度过的春节，1360个放弃的休息日，足以让一颗不忘初心的心，独自快乐满足。

同样经历过岗位转换的，还有那位名声显赫的“铁姑娘”。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即日起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这一刻，她默默地哭了，默默按照组织安排来到山西晋中果树研究所。

1991年，郭凤莲重新回到大寨，成为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

第二年年底，“中国大寨羊毛衫厂”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郭凤莲说，经受时代浪潮冲击的大寨，不会忘记昨天，也不会看不到大寨的今天和明天。

这是社会转型的时代。欢呼与喧嚣，兴奋与躁动，眺望与迷惘，前行与阵痛……猝不及防，骤然而至。40年恪守初心之辈，在官衙，在乡野，是“居之不倦，行之以忠”，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79年，33岁的邱娥国从部队转业，成为南昌市广外派出所的一名户籍民警。他把100多位居民的户口迁进南昌，却把80岁的母亲、5个兄弟和16个侄儿、侄女的户口留在农村。在户籍警的岗位上，他穿街走巷的行程达到12万公里，日复一日，风雨如常。

1983年，从海军退役的张云泉进入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从此把爱和同情送给上访群众，把恨和愤怒泼向霸道之徒。22年间，他的手指被咬得露出骨头，他的鼻腔被拳击到喷射鲜血，他的左眼视力更从1.5被打成0.15，但是，这位“一号接待员”却成了泰州的青天。

1988年，44岁的孔繁森准备第二次进藏工作。告别家乡的时刻，他为母亲梳完头，跪倒在地号啕大哭。他不知道这一走，快90岁的母亲还能不能等到他再回来。

6年以后，孔繁森在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遇难。噩耗传来，一直神志不清的母亲忽然对家人说：“俺三儿回来了，快点香！”

8.6元，这就是孔繁森给母亲留下的财产。然而，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1999年，桂希恩走进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带走了11支试管血样。回到武汉，11支血样中，竟然有10支被确认为艾滋病。顶住压力，他秘密前往北京报告真实状况。很快，中央派出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文楼村，这里成为中国第一个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村庄。

200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官方表态，“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钟南山直言：“什么现在已经得到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SARS的真相由此揭开，这位从医几十年的中科院院士用讲真话的勇气，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初心的力量，就这样鼓舞着那些有志者，传递温暖的善意，唤醒社会的良知。它让中国改革开放航船上的每一个人，彼此忠诚相拥，融合你我，永远相亲相爱。

跨世纪的迁徙

1995年1月，苏北睢宁。18岁的朱雪芹扛起铺盖，与家乡渐行渐远。

这一年，发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农民工流动大潮，已经进入到第17个年头。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正在希冀中经历磨难，在嬗变中等待淬火重生。

这一年，广东珠海一家外资企业里，韩国女老板咆哮如雷，120多位农民工含泪跪倒一片。来自南阳的打工者孙天帅宁死不跪，在辱骂声中丢掉了工作。

朱雪芹来到上海的11年后，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1.3181亿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他们就像大草原上迁徙的野马，奔向每一处哪怕只闪烁着最微弱希望之光的角落。

2007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正在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过3天，已经从缝纫工成长为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的朱雪芹，和习近平一道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当朱雪芹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时，老人喜极而泣。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农民工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温家宝总理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忍不住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胡小燕在农民工眼里成了更耀眼的明星，甚至有人找她索要温家宝的电话。在北京开会的十几天里，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胡小燕，竟然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她说：“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5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开幕。这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工代表，从上一届的3人增加到31人。朱雪芹当选连任，胡小燕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康厚明则出现在全国党代会的会场。中国“草根阶层”的权利保障，日显高层次和多样化。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毫无疑问，利益群体多元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诉求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一旦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真正成长起来，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天平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倾斜，法律和决策的制定将会进一步公平和公正，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

今天，胡小燕落户佛山，康厚明落户重庆，朱雪芹落户上海。在人生发展的通道上，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型。在不远的历史转角处，千百万农民工都将像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一样落户城市，成为中国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中国农民工群体从产生、发展到融入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2.8亿中国农民工的未来，正在徐徐拉开新时代的大幕。

走向光明未来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80岁的邓小平身旁，簇拥着头发花白的老战士，他们和50万北京市民一起注视着6000名军人和武警从眼前走过，洲际弹道导弹和新型坦克首次亮相，94架军机在空中呼啸飞过。当群众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时，大学生们用竹竿挑起这样一幅横标—“小平你好！”

2013年4月28日，北京，复兴门外。

这是中国工运历史的璀璨时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走进全总机关大楼。习近平总书记向会议室里的65位劳动模范挥手致意，郭凤莲、窦铁成、郭明义等激情澎湃。

听完9位劳模代表的发言，习近平充满感情地说，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6个月后，中国工会十六大在北京举行，许振超、郭明义顺利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中国政治的历史格局里，中国工人阶级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来自青岛港的“金牌工人”许振超，吊车司机的岗位很普通，吊装货物的工作很单调。

然而，机会来了。2002年4月27日晚上，装载3400个集装箱的地中海法米娅货轮靠港，8台桥吊一字排开。在许振超的指挥下，桥吊队以339箱的出色成绩，一举打破了单船自然小时内336箱桥吊装卸的世界纪录。15个月后，这一记录再次被刷新为381箱。

另一位全总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同样有着自己的人生传奇。

1982年，郭明义复员转业，进入鞍钢矿山公司齐大山铁矿。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纪念品，就是一本《雷锋的故事》。

27米高的牙轮钻，20米高的电铲车，6米高的电动轮汽车，这就是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他的抽屉里还有140多张汇款单，那是寄给180多个希望工程孩子的学费。这些年来，他累计无偿献血近6万毫升，相当于一个正常人全身血液的十多倍。

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后，郭明义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没变，每天提前2个小时上班的习惯没变，住房依然只有60平方米，女儿结婚时没有办一桌酒席。

郭明义不抽烟，不喝酒，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然，他也会玩麻将，也会玩“斗地主”。家人聚会，他也要跟着摸上几把。从1984年通过干部考试，他的行政级别长期不变，一直是最普通的科员。但是，付出的幸福，他自己知道，自己享受。

在许振超和郭明义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那一年，51岁的巨晓林还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一位技术员。

1979年，巨晓林高考落榜，在家务农。8年以后，他成为工地上的一位农民工，开始面对纵横交错的电杆和接触网，还有犹如天书的图纸、70多本工作笔记，230多万字的学习记录，最终让他成为电力接触网施工的“工人专家”。

2016年1月，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的浪潮，把54岁的巨晓林推上历史的前台，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其时，北京市人大会议正在举行。丰台区代表团的讨论会场上，巨晓林被请到最中间的位置。

直到今天，巨晓林还是更习惯被称为“巨师傅”，丝毫没有“巨主席”的架子。作为兼职副主席，他没有秘书，没有司机，工资、奖金仍由企业发放，和过去一样还是6000余元。

2018年10月，“大国工匠”高凤林当选全总兼职副主席，他要用手里的那杆焊枪，在中国工会和技术工人之间，焊接出最紧密的连心桥。

高凤林的“出道”时间，其实远远早于许振超、郭明义和巨晓林。1996年，34岁的高凤林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年以后，高凤林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特别节目亮相，广被追捧。2006年，丁肇中教授主持的世界反物质探测器项目受困低温超导磁铁的制造，高凤林出手相助，难题迎刃而解。如今，他更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为火箭焊接心脏的人。

40年，多少人无而有，生而死。

40年，多少事小而大，盛而衰。

40年改革开放，就这样改变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奋斗的样子，我们散发职业魅力的瞬间，我们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刻，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印记。所有的细节汇聚起来，融合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成为中国故事足以打动人心的情节。

2003年10月15日，长征二号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总重487吨的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腾空而起，中国人第一次飞向太空。有记者问：“你在太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杨利伟回答：“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帝。”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上帝之手”。

这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时间，已经开始，永不结束。

这是写入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我们和我们的时代，致敬来路，再次出发。

咱们的“钱袋子”

——2019：工薪阶层迎接“政策大礼包”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采写 | 本刊记者 李瑾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开始。

6年前的新年贺词，一句“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让多少劳动者心潮起伏，把情感辐辏于为梦想打拼的每一个场景。

6年后的今天，新年贺词里出现了“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的郑重承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继续深化，提高技术工人收入呼声四起，平民创业环境日趋改善……

所有这些，又让多少一线职工充满了新的渴望—2019年，咱们的“钱袋子”会不会变得更鼓一些？

减税降费：利好工薪阶层

新年前一天，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手机APP的远程办税端正式开放，接受纳税人申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至此，新一轮个人所得税“减税行动”正式全面实施。对于那些上有老下有小、承受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重压的工薪阶层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大礼包”。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40年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8倍，2017年更是达到了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收入比40年前增长18倍，

毫无疑问，这是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40年。跨越人均收入“万元大关”，整整用了31年。跨越“两万元大关”，仅仅用了5年。今天，“三万元大关”已经越来越近。

然而，与工薪阶层对于提高收入的渴望相比，怎么让他们的“钱袋子”更快地鼓起来，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急迫课题。

由全国总工会完成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尽管职工全部货币收入平均值比2012年增长了40.8%，但只有32.2%的职工对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满意”或“比较满意”。

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个人所得税法，自然成为工薪阶层增加收入的最大“政策利好”。

此次个税起征点调整以后，所有取得工资薪金的纳税人，都可以扣除5000元/月的基本减除费用并适用新税率表。仅此一项，大部分工薪阶层的个税均有下调，中低收入人群减税幅度更为明显。

当然，更让工薪阶层享受到优惠的还是“个税抵扣”。依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办法，超过个税起征点的收入还可以享受6类支出的专项扣除。包括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子女教育支出、纳税人本人的学历继续教育支出、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子女的大病医疗支出、纳税人或配偶名下的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纳税人的租房资金支出和纳税人赡养老人支出。

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减税大礼包”，税务部门还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服务。在上海，新的个税政策被“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广泛推送，上海税务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均在其列，确保传播到位。与此同时，税务部门还推出12366智能咨询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的咨询方式，开展“靶向型”智能一体化个税改革宣传服务。

随着办税流程的简化，纳税人不光享受个税征收优惠，还能享受很多从未有过的便利。比如，只要申报个人信息就能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资料不用报送，自己留存备查即可。除了单位发放工资时扣减，还可以在第二年汇算清缴时，自行到税务机关申报信息办理扣除。

从2019年1月起，那些提前在个人所得税APP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纳税人，当月领取的工资就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实发工资的数额出现明显上升。即便忘记申报或者申报延误，都可以随时继续申报，享受一次性补扣。

2019年，工薪阶层迎来的政策利好中，个税优惠仅仅是其中的一项。诸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的财政措施，亦将在推进企业向好发展的同时，惠及生产一线的劳动者。

2018年12月下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宣布我国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开年第一周，李克强总理在一天内连续考察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同样特别强调要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当天下午，萎靡多时的沪深股市即时普涨。

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在一个月内批复了8个城市及地区的城市轨道与区域铁路建设规划，总投资约为8600亿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经济展望报告预测说，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达1.5万亿元至2万亿元，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有望从二季度开始逐步回温，全年经济有望走出低迷，实现平稳增长。

这份报告同时预测，增值税或从三档合并为两档，企业所得税有望下调2个点以上，从而有效刺激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

事实上，财政部部长刘昆描述的路径图里，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将共同发力，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对于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更将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刘昆表示将“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包括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和整治力度。加强收费项目清单“一张网”建设。

这些看似与普通劳动者相距甚远的降费措施，恰恰是在不断夯实工薪阶层增加收入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就此分析说，大规模减税降费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为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降费将切实减轻负担，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显然，打破成本过高这一制约企业主体活力的瓶颈，降低企业基础性成本和经营成本，必然可以提高企业对未来投资发展的信心。企业活了，就业自然稳定，工薪阶层的收入才能增加。

国企工资：改革决定机制

伴随着2019年的新年钟声，青海省国有企业职工迎来了又一个好消息。

依照《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2019年1月1日起，全省国有企业决定机制将发生变化，工资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同单一的经济效益挂钩，而是通过一揽子因素综合确定。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工资分配宏观政策、企业发展战略及薪酬策略，也包括劳动生产率和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

几乎同一时间，不同版本的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措施，在全国不同省市分别开始实施。

在北京，“效益增工资增、效益减工资减”的同向联动成为实施原则，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可在不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范围内确定。

在福建，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开始全面实施，工资总额实行可升可降，津贴和补贴被纳入工资总额进行管理。政府明确提出，要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工资水平要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岗位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

……

这些地方实施意见的出台，源自于国务院2018年5月发布的《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的这份《意见》不到5000字，却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国企职工的“钱袋子”。

《意见》明确指出，现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中，还存在市场化分配程度不高、分配秩序不够规范、监管体制尚不健全等问题。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事关国有企业职工切身利益。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效益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统筹处理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企业内部不同职工之间的工资分配关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此次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牵涉面广，重点是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在他列举的改革主要目的里，包括“调动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此间人士向《中国工人》记者透露，《意见》的改革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明确工资与效益同向联动，企业经济效益增则工资增；二是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促进强化工资总额预算执行；三是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规范企业工资列支渠道；四是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制机制，健全国企工资内外收入监督检查。

邱小平表示，通过此轮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工资水平是否合理将更多交由市场决定，企业的工资分配管理权得到进一步落实，有利于切实扭转部分企业工资与效益增长不匹配的状况。同时，在解决目前存在的职工工资该高不高、该低不低问题的基础上，既保证国有企业职工更好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和改革红利，又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工资分配秩序。

依照《中国工人》的统计，截止发稿时止，包括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和青海在内，全国已有18个地方出台国企工资改革意见，工资总额增长或下降的条件得到明确。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济界人士普遍对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表示赞赏和肯定。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分析说，《意见》提出的“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和“劳动生产率挂钩”概念，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旨在保障普通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合理收入。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企业薪酬研究室主任刘军胜也认为，鉴于工资性收入属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主要部分，企业工资改革将成为未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风向标。

对于国有企业里的普通劳动者而言，改革带来的是更加向好的预期。集团本部工资大大高过一线职工，企业领导人收入不透明……这些困扰工薪阶层的烦恼有望得到解决。

依照云南发布的《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企业集团应合理确定集团本部工资总额预算，集团本部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原则上应低于本企业全部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企业负责人工资收入情况，则被要求定期向职工公开，接受职工监督。

事实上，国有企业一直是就业市场的大热门。智联招聘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应届毕业生中，31.71%的人把国有企业排在期望签约单位第一位，比上一年提升1.53%。同时，2018年秋季国企平均薪酬为8466元，同比2017年上涨6.25%；全国平均招聘薪酬则为7850元，同比2017年上涨3.3%。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的结果，同样证实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增速，持续超过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过去三年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

从2019年开始，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将与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挂钩。这将为那些肯付出、能创造的一线劳动者打开收入增长的空间，有望比以前“挣的更多一点”。

技术工人：绘就增收蓝图

3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包括许振超、李斌、高凤林、徐强在内，几位名声显赫的技术工人曾经有过一次“夜聚”，“技术工人收入不高”成为共同话题。

其时，《中国工人》记者亦在讨论现场，印象最为清晰的是李斌回忆自己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发言。当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面，这位来自上海电气的高级技师直言，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这说明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需要提高。

沈阳鼓风机集团高级技师徐强则说，“同在一个单位，我是工人，他是干部，身份背后是三四倍的收入差距。工人地位高不高，这不就是最明显的实事吗？”

“总是这样，谁还愿意当工人？”坐在一旁的高凤林回忆，当年他参加工作时，还有干部把子女安排到企业当工人。“现在呢？还有多少工人愿意自己的孩子继续当工人？”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许振超更是一语中的：“用什么来激发工人的工匠精神？光靠嘴上说说是不行的。我们还要继续呼吁，让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早日出台。”

就在这次大国工匠“夜聚”两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对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术工人，鼓励企业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激励方式，促进长期稳定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如今，经过8个月的“发酵”，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已经成为2019年的大趋势。全总经济和技术工作部副部长姜文良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逐渐认识到工匠人才的核心价值，优秀技术工人提高工资的问题广受关注。

2019年1月8日，中车集团高级技师罗昭强赶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领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迎接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此前，罗昭强刚刚结束在美国波士顿的20天培训工作，培训的对象则是中车集团波士顿工厂的美国工人。在中美贸易冲突起伏不定的背景下，面对“我们被什么卡住了脖子”的尴尬境况，这位中国优秀技术工人的美国之行更有特殊分量。

2019年的新年，罗昭强是在美国度过的。或许是为了表达对远在长春照料家庭的妻子的感谢，他在波士顿专门买了一件赫赫有名的羽绒服，折成人民币大约花掉了6000元。

在接受《中国工人》记者采访时，罗昭强大方地透露了自己目前的工资水平，超过50万元的数字让同时在场的国家机关部门负责人、新闻出版工作者相形见绌。

在中车集团长客股份公司，像罗昭强一样享有这样水平年薪待遇的技术工人，还有李万军、谢元立、胡俊祥。此次进京领取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除了那块金光闪闪的奖牌，还有依法不需缴纳个税的15万元奖金。

更早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公开谈起自己在国外考察时的一段经历，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告诉他，这家企业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高级技工，拿的工资和企业总经理一样高。

李克强当时这样问在场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我们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格局和气魄？”

今天，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包括罗昭强在内，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相信自己正在迎来又一个春天，重新享受当年“八级大工匠”的荣耀时刻。

所谓“八级大工匠”，与我国从1956年开始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有关。以当时的沈阳市重工业企业为例，一级工33元，二级工38.5元，三级工45.8元，最高八级工108元，这一水平超过99元标准的企业中层正职。加上公众补贴和高温补贴，一位六级铸造工每月工资能有八九十元，在8元钱就可养活一口人的年代，自然广受艳羡。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

数据显示，全国7.7亿就业人员中，技术工人的比重仅占20%左右，高技能人才更是只占6%，技术工人收入不高、待遇保障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坦率承认，很多青年不愿意在技术工人岗位就业。人社部门将加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推进校企合作培养技术工人，鼓励企业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为技术工人的成长搭建平台。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阎京华则表示，高技能人才对于科技创新及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全国总工会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动落实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建立针对技术工人的补助性津贴制度。

目前，各地政府对于技术工人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乐于掏出“真金白银”招徕和培养“技工人才”。

在南京，2017年以来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分别获得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纳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还可以上浮30%。

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位大工匠的年薪超过100万元，最高达到300多万元，是总经理的4倍。400多位“华翔工匠”成为企业的栋梁，其中三分之一是年轻技术工人。

“培养一位机加工人员需要三年，培养一位好的铸工却可能需要一辈子。毕竟，铸造必须根据经验、缩尺和变形量，推测铸件的理想形状，这是学不完的现场应用问题。”这种对于培养铸造工种技术工人的描述，同样是培养每一个一线工种技术人才的共同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国家政策正接连推出，技术工人亦被列入重点群体增收的范围。随着顶层制度设计的溢出效应逐渐影响基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改进技工待遇机制，推出“真金白银”的薪酬激励。

可以相信，在充满更多希望的2019年里，技术工人的收入增长会有更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技术工人的“钱袋子”一定会越来越满，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工人议政简史

民主的细节和劳动者的力量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9年3月，北京。

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场。

在连续四年不懈呼吁为职业技能培训立法以后，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终于不用再提这个“老建议”了，因为此前的建议“有了实质性回应”，全国人大将就《职业技能开发法》的立法工作开展调研。

同样不用继续再提“老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连续6年呼吁修订《职业教育法》的赵郁。就在此次人代会召开前5天，他应邀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有望在年内实现上报。

尽管大名鼎鼎，许振超的身份依然是青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队队长，赵郁的身份依然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高级技师。

四年，许振超，《职业技能开发法》制定。

六年，赵郁，《职业教育法》修订。

在中国最高层级的民主政治殿堂，两位一线工人代表为劳动者权益的执著表达，留下了又一段工人议政的故事。

民主的细节，劳动者的力量，每一年，每一天，都在改变中国。

议政

1980为改革助威

65年前的1954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期14天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同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5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限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当时的新闻媒体鲜有人大代表议政的细节报道。来自基层的一线工人代表，往往出现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中。

时光荏苒，“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间”。

1980年8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但是，与今天的全国两会“新闻大战”相比，当时的新闻报道总量不多，且多为程序性报道。

为期12天的这一次人代会，《工人日报》仅在会期最后3天开始出现有关工人代表的报道。其中，记者陈蓓、铁英采写的通讯《人代会上气象新—访五届人大辽宁工人代表》里，出现了多位工人代表的名字。

闭幕次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陈蓓采写的另外一篇报道，题目为《“三废”不处理，四化难建设—湖北省工业战线的人大代表吁请有关部门解决污染问题》。

在这篇报道里，陈蓓记录了江岸车辆厂工人副总工程师范忠志代表的小组发言—我是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讲话，为人民办事。“在他（范忠志）面前，摆着数封群众寄来的挂号信，是委托他向大会反映情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线工人代表参政议政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报纸”上。从这一年开始，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逐渐从无到有。

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2月15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了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部分劳模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南京师院附小特级教师斯霞代表建议“为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河南郑州国棉六厂挡车工孙景荣代表建议“抓好对青工的传帮带”，木工出身的重庆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荣昌代表建议“技术改造要走自己的路”。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当日，湖南涟邵矿务局采煤工易政求头顶矿灯的照片，刊登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此后的十余天里，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被大量传递出来，密集程度前所未有。

“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这是云南一家两代工人代表的“交接嘱托”，也成为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一段佳话。

火车司机尹自昌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22岁的女儿尹丽凡是楚雄丝绸厂的青工，这次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女儿来京之前，父亲“嘱咐又嘱咐”—咱一家两代工人，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只有在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人才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啊！你一定要虚心向其他代表学习，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让革命长辈们看到，你们不愧是新中国的新一代主人。

这是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利益在调整，阻力在出现。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开幕。12位一线工人代表的图片和发言，同时出现在中央报纸的第一版上，并被冠以“站在时代前列，做改革的主力军”的总栏题。

从“改革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到“养路工完全可以搞承包”，从“上海工人在盼望改革”到“搞改革更要重视技术创新”，从“工人要尊重知识分子”到“工人要关心生产和经营改革”……来自改革最前沿的一线工人代表发出的声音，成为支持改革的最强烈呐喊。

在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场上，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老工人王学礼发出了更强烈的改革呼声—“改革要彻底，一定要同步进行！”

尽管大家都说好，六建公司的改革方案一直批不下来，这是让王学礼“皱起眉头”的事情。在进行承包试点的装修队，原本一个半月的活儿，不到一个月就按质按量完成，却因为管理制度还没有改革，工人们的积极性仍然受到影响。

王学礼直言：“我们这个有一万多人的公司，连买茶叶的自主权都没有，开竣工更没权了，都得等着总公司批……捆着这么多绑，这能搞好承包吗！”

……

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工人议政的声音逐渐强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带着火热的激情和梦想，直击繁冗的拖沓和束缚，粗朴而有力，为正在进行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线工人代表的比例问题浮出水面。

议政

1993为企业呐喊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来自大会新闻中心的资料显示，人民选举出的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身份是工人的代表有300多人。他们带着身边工友的重望，踏上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40级台阶。

毫无疑问，壮观的万人大礼堂让那些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工人代表震撼不已。扇形面的礼堂分为三层，坐在哪一层的哪一个位置，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主席台。穹窿形的会场顶部，红宝石般的巨大红色五角星灯置于中央，周围是镏金的70道光芒线和40个葵花瓣。

此前，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党的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这种彻底突破思想藩篱的巨变，让刚刚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一线工人们挣脱了拘谨。

在北京的每一天，侯振清都处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之中。胸前的那张红色代表证，让这位开滦赵各庄矿回柱班班长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之重。

出发之前，工友们送给侯振清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第一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认真讨论国策”6个字。这些在井下摸爬滚打的兄弟们说：“你放心去开会吧，把我们的呼声反映上去。你的工作量，大家帮你赶出来！”

从轰鸣的机器旁边走来，从遥远的矿井深处走来，每一位工人代表都觉得自己的身后，有千百双工友的眼睛。

“为企业松绑”，这是这一届一线工人代表共同的呼声。从宏观调控到微观调控，从转换机制到转变职能，从产权理论到股份模式，多年服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工人代表参政议政能力越来越强了”。

一到北京，来自淮北煤矿建设公司30工程处的陈登明代表就整理出一份建议书，希望政府为“国家队”走向市场创造条件。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陈登明发出这样一连串的诘问—“14项企业自主权，现在到底落实了多少？有的县长已经坐上了‘奔驰’，国家建设资金为什么却不能按时到位？企业贷款生产，工人们劳作一年的利润都交给了银行，企业发展从何谈起？”

引人注意的是，包括陈登明在内，细心的工人代表注意到人大代表构成百分比的变化。他们在翻阅名册后直言不讳：“工人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了。”

1993年3月20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的通讯《工人代表在想什么》，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

1978年的五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26.7%。

1983年的六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4.9%。

1988年的七届人大，工农代表合计比例占23%。

1993年的八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1.15%。

从26.7%到11.15%，15年里形成的这条下降曲线，让工人代表们感到困惑和忧虑。

在经济体制改革渐成风尚的时代，他们支持扩大企业经营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比例，但同时反复强调工人代表的比例不能继续降低，“否则，来自生产一线的真实呼声会越来越弱”。毕竟，如果职工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发展动力。

尽管这一届工人代表的比例有所下降，他们所展现出的议政能力却赢得了广泛赞誉。

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慈成禄一个人是养路工，代表着100多万养路工人群体。这位河北廊坊葛渔城道班班长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来到北京，但既然佩戴上鲜红的代表证，就要用好手中的政治权利。

第一次参会，慈成禄就要给《政府工作报告》提一条意见。他说：“报告有关公路建设的段落，只讲了‘修’，没有提‘养’。这种投资取向需要仔细研究，应该是‘修养并举’啊！”

慈成禄用葛渔城道班的“小账”算起国家的“大账”。他和24位工友养护的公路中，有7.8公里路段已经“超期服役”15年，因为养护得力没有每隔5年进行翻修。仅此一项，就为企业节约300多万元。“如果全国的公路养护工作都搞好了，至少要节约几十个亿！”

或许在有些人眼里，工人议政不过是提出几份意见和建议。然而，恰恰是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声音，往往更符合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2007年3月20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刚刚闭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不会有多少人想到，这家最终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的金融机构，与一位工人代表提出的议案有过交集。

14年前，吉林省汪清县邮电局揽储班班长李桂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人代会，这位普通的一线工人便大胆建议成立邮政系统专业银行。为了这份议案，她专门跑到北京的邮电网点征求意见，四处游说人大代表签名响应。

今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标识散布在城市和乡村，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正式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近4万个营业网点，5.65亿个人用户，电子渠道与实体网络互联互通，线下实体银行与线上虚拟银行齐头并进，全业态的金融服务格局让这家银行生机盎然。

今天，借助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依然无从查找李桂菊的下落。剔除同名同姓者，她的名字仅仅出现在百度百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词条中。当然，26年前已经泛黄的报纸上，留下了李桂菊的议政故事，成为一段显示劳动者智慧的传奇。

议政

2008为群体亮相

当李桂菊庄重地提出自己的第一份议案的时候，17岁的朱雪芹还在苏北睢宁的一处农家，好奇地观望着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

一年以后，这位倔强的女孩子决然地扛起铺盖，在父母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乡野，走向全然陌生的城市，成为浩荡流动大军里的一名农民工。

此时，发源于17年前的人口流动大潮，已经孕育出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的标签背后，不仅是身份、岗位和生活上存在的不平等，更是四处可见的使用歧视、管理歧视、经济歧视和人格歧视。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农民工就成为资本和劳动力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合法权益接连不断地受到侵害。由于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工作地分离，他们的公民权利无处行使，政治权利和话语平台陷入盲区，无从依靠政策博弈改变自己的弱势命运。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架构无法忽略这样庞大的群体。尽管此时的朱雪芹还在生产线上劳作，工人议政的大门却已经悄悄地向她打开。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用2000字的篇幅，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

盛华仁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8年1月，继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先后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朱雪芹的名字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从苏北到上海滩，农民工朱雪芹用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逆袭。消息传到老家，她的父母喜极而泣。

3名农民工代表，成为2978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耀眼明星。

2008年3月，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聚光灯前，多少有一点忐忑。讨论会上，难免有几分稚嫩。但是，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依然努力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工友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同样有趣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认真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后，转头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农民工养老及完善劳务派遣等，“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成色十足。

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党和人民的大考”。面对中国农民工阶层日益壮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普遍共识。

5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

彼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收入、住房、社保、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障碍，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距。

完成一届任期后，3位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去路迥异。

康厚明落户重庆，完成了自己人生通道上的身份转型。但是，按照他的表述，“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很快，康厚明有了另一个身份—党的十八大代表，他也是26位农民工身份党代表中的一位。

胡小燕落户佛山，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打开。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落户上海并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

环卫工王月清，保安员朱良玉，保洁员陈腊英，营销员张晓庆，物业管理员曾香桂、洗脚妹刘丽……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今天的中国，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成为重要社会特征，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平衡。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参与，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

新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上，依然保留着朱雪芹当选那个年代的印记—出身农村，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岗位起步，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

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议政

2010走向利益表达

“仿佛春风拂过的劲草，扎根‘中国式民主’的大地，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国家通讯社发出的这一段评论，恰恰也是工人议政的生动写照。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几近一个甲子，民主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根深叶茂。

从“拥护报告”到“建言献策”，越来越多的工人代表不仅关心国家和企业，更开始直视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表达。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五位一线工人代表自曝“生活压力账本”，疾呼“职工收入增长提速不能一拖再拖”，把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端向前台。

3月6日，前来参加人大会议的内蒙古包头公交运输集团驾驶员张凤霞，无意中露出袜子上的破洞，让在场采访的记者顿时愕然。

随后，张凤霞、康厚明、王艳斌、杨晓霞、代朝霞等5位工人代表晒出了各自的家庭收支账，坦言“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

农工班班长康厚明16岁外出打工，31年积攒的钱，因为儿子上大学就接近“归零”。他直言发问：“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教育收费增长的速度？”

王艳斌最担心家人生病，因为生一次病就能花光她一年的收入。她直言发问：“环卫工人的收入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医疗收费的增幅？”

张凤霞荣誉等身，工资却月月花光。她直言发问：“公交职工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物价的增长速度？”

代朝霞每天重复分拣2万个弹簧的动作，花26万元买下一套二手房，负债13万元。她直言发问：“机械工人的工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房价的飞涨速度？”

杨晓霞每年为企业创效几百万元，工资依然还是2000多元。她直言发问：“纺织工人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一连串的发问之后，这些工人代表“议政有方”。康厚明建议，要像城市职工那样，通过立法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利益。杨晓霞提出，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就是从另一个渠道提高了一线工人的收入。“辣妹子”性格的代朝霞索性发出警告：“再这样下去，谁还愿意当工人？！”

这一次工人议政，把收入分配问题推上了前台。依照当时媒体披露，短短3年时间里，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6.72倍扩大到17.95倍。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就业人员仅为62%和60%，农民工不足20%和31%。

5位一线工人代表的“生活压力账本”，不仅在人代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同时引起全国政协委员的强烈共鸣。来自全国总工会界别的张世平委员称：“5位代表的‘账本’，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收入和生活状况。”全国政协常委张俊九更是直言不讳，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问题长期被忽视。

5天以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乔传秀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低收入职工工资增长。

同日，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士透露，全总正在积极影响决策，推动相关立法，以有利于广泛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促进包括工资条例在内的相关政策出台。

这是利益表达时代下的一次典型性工人议政。5位工人代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愿意直观描述自己略显尴尬的生存状态，用来凸显千百万工友共同的呼声和期盼。

与此同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建设性，不仅符合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更和那些“雷人雷语”形成鲜明反差，淳朴、真诚、奉献的阶级品质赢得了社会广泛尊重。

事实上，及时表达亿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紧密相连，始终是工人议政的鲜明特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来自煤炭行业的多位一线工人代表形成接力式“建议”，持续呼吁“免征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个人所得税”。对于相关部委的回复，井下掘进工董林代表无论是书面和电话口头反馈中，都明确表示“不满意”。

人代会上，董林直言：“煤矿工人平均每人要承担3.5人以上的生活费用，家庭人均收入微薄，因此哪怕几十元的个税，都会是一个负担。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都可以免征个税，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却非要计入纳税总额？”

当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时候，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关联发展与稳定的大局。让底层利益诉求得到公平表达的机会，是社会公正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工人议政则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同群体充分实现利益表达的生动缩影。

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改变着每一位有幸进入议政殿堂的劳动者。他们也把自己的执著和坚守，融入这份为亿万职工代言的事业。

从2015年起，进京参加人代会的许振超都是“工人代表聚会”的主角。每年一次，早已相熟的工人代表们抽时间交流，已成惯例。

2015年的聚会者是许振超、李斌和王钦峰。李斌是上海电气首席技师，王钦峰是山东豪迈机械公司技工。三位一线工人代表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技工、技术和中国工业制造。

这是许振超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8年，他的角色代言人意识已经非常明确，围绕着工人合法权益每年都有相关建议，批评起来也不留情面。“职业教育看上去很受重视，好几个部门在管，但最后都没管好。”

这一年，上海技术工人李斌带来的建议是加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工人和农民的名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劳动者的创新积极性。”

2016年3月，沈阳鼓风机集团高级技师徐强和“火箭焊心人”高凤林，成为“工人代表聚会”新面孔。今天已经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高凤林，当时在政治场合寂寂无闻，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的呼声完全可以经由其他4位工人代表进行转达。

这次人代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审议。李斌在8分钟的发言里，引用了“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的数据，满座震惊。

李斌告诉大家：“我发言时，总书记用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新华网的报道则显示，习近平当场表示，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5个月后，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牵头相关部委开始研究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可惜，李斌再也不能出现在这样的聚会上了。2019年2月21日，58岁的李斌在上海徐汇中心医院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

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开始，李斌一直连选连任，先后11次参加人代会，参加各类履职活动280多次。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因为他的奔走呼喊变得更加光明。

“还在老地方吗？”

“还在老地方。”

“不容易啊，还继续在基层技术攻关。”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人代会上与李斌握手时的对话。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斌，依然是一位一线技工。

李斌走了，“工人代表聚会”还将继续下去。工人议政，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工人代表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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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工人代表的又一个“人代会经典时刻”—

高级工人技师徐强告诉习近平：“几年前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没有被选上，很多人安慰我说，人家没喝你一口酒，凭啥选你？后来，我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间正道是沧桑。”

习近平回应，“没有基层一线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怎么体现”。

毫无疑问，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人代表最懂得民生疾苦，最知晓政策得失，最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最能反映社会基层的呼声。国家高层只有听到更多、更真实的民间声音，才能够真正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事业。

聚沙成塔，涓流汇海。

今天，来自一线工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国人大代表，已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议政故事，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今天，工人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不同社会阶层的政策博弈，正在因为他们的出现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

平凡者的史诗

那些逝去生命留给我们的爱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湖南，长沙。

清明。野花开遍山坡。

“大姐主席”陈超英的墓地，翠柏默默地守护着墓碑，几样精致的贡品陈列在台阶，寄托着绵绵无尽的思念。

这是工会干部陈超英离开的第7年。她曾经深爱和服务的工友们，依然记得她的笑容和声音。她的故事和情怀，依然打动着每一位工会干部的心灵。

在为职工服务的漫漫长路上，一个人的灵魂究竟能走多远？陈超英用自己的生命给出的答案，7年后依然清晰地触摸着我们内心深处某个柔软的角落。

当然，这不是陈超英一个人的回答。

徐梅、余剑、林维勇、郭起森、陈小星、李斌……假如命运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时光，他们都会像陈超英一样，继续深爱着身边的每一位工友。

那些逝去生命留给我们的爱，永远感动着千千万万生产一线的劳动者。

平凡者的史诗，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脊梁

时光倒流，2014年7月20日是送别工会干部郭起森的日子。

全国总工会送别的花圈，静静地摆放在追悼会场。500多名干部群众哀默伫立，发出不舍的呜咽。

3天前，51岁的海南省昌江县总工会保障部部长郭起森走了。一起离开的，还有比他年长6岁的昌江县总工会财务部部长林维勇。

当时，强烈台风袭击昌江。县总工会干部郭起森、林维勇、李仁坚冒雨进驻包点村—乌烈镇白石村，走村串巷查看村庄情况，协助群众加固低处房屋，转移安置危房户。

7月18日，受灾群众安全转移了，饮用水和食物却配备不足，3位工会干部决定连夜返回县城拉运。

四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家人至今依旧牢牢地记得林维勇、李仁坚最后的模样和声音。

那天早晨，林维勇抱着7天前出生的外孙女，笑得合不拢嘴，然后赶去上班。

那天晚上，郭起森的儿子还在叮嘱父亲“注意安全”，一句“明天见”成为郭起森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从此阴阳两隔再也无法相见。

和林维勇、郭起森一起遭遇山洪的李仁坚，当时是昌江县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他从山洪中幸运生还，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瞬间发生的一切。

赶往县城为受灾群众补充物资的路上，山洪骤然袭来，林维勇驾驶的汽车一下子就漂了起来。坐在后排的李仁坚迅速推开车门，拼命跃出车外。车门被迅疾的水流推拢，夹住了他的一只脚。凭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强行挣脱，死死抓住了路边一株苦楝树旁的荆棘。

几乎就在这一瞬间，汽车被湍急的激流冲进没有尽头的黑暗。李仁坚绝望地大喊着林维勇、郭起森的名字，风雨中没有一丝回声。

郭起森走了，带着对昌江县1.6万名职工的牵挂。

作为工会的保障部部长，郭起森同时担任着帮扶中心主任。每年春节的送温暖活动，郭起森都要加班到大年三十，走村串巷把物资送到职工群众手里。

因为国企改制，张居南成了下岗职工，平日靠开摩的维持生计。一个偶然的机会，郭起森在县总工会门前搭上了张居南的摩的，得知他是失业职工后，详细了解家庭情况和生活困难后，千叮万嘱要他去工会申请补助。

送温暖的慰问路上，遇到不属于工会救助的孤寡老人，郭起森常常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塞过去，有时三十五十，有时一百二百，全然忘了自己属于“经费自筹人员”，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

林维勇走了，30年的工会工作经历，留下的是被职工们称为“活雷锋”的夸赞。

工会财务工作繁琐忙碌，林维勇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下班回家。遇到同事家里操办“白事”，他从来都是主动上门帮忙。职工王翠兰的丈夫过世，因为本地亲戚不多，没有什么帮手。手足无措之际，林维勇闻讯赶来，为逝者洗澡更换寿衣。

那一年，昌江南华糖业有限公司进行改制，由于工资保险和受益分配不均，400多名职工情绪激动。林维勇和同事迅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与资方进行沟通交涉，10项职工诉求得到基本满足，一场上访风波由此平息，让职工们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和力量。

在常人眼中，工会工作从不惊天动地，也谈不上有什么风险和危险。然而，一旦面对职工群众的危险急难，更多像郭起森、林维勇一样的工会干部，总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最前面。

事实上，平凡人并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次意外，便有可能让一段激情的人生猝然结束。即便如此，那些逝去生命的爱依然留存下来，成为粘连工会与职工最坚实的力量。

2018年1月2日下午，贵州遵赤高速公路大坝路段，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夺走了工会干部徐梅的生命。

25岁的花样年华，就此骤然枯萎。因为设置了“三天可见”，徐梅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条浅浅的横线，如同她生命的休止符。

一年以前，徐梅从西南大学毕业，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遵义市总工会劳动人民文化宫。9个月后，她被抽调到遵义市脱贫攻坚督导组。那场夺命车祸，恰恰发生在这位90后扶贫干部赶往习水县的扶贫路上。

虽然是城里姑娘，徐梅却并不娇气。走访贫困户的时候，无论路途多么泥泞崎岖，她总是婉拒大家的关心，一起走到目的地。贫困户家里条件差，凳子上满是泥土灰尘，她从不嫌脏，随便啃一根烤包谷就算是吃了午餐，走时还要坚持留下“午饭”钱。

就在徐梅去世前的4个月，陕西省佛坪县总工会副主席余剑也在扶贫路上遭遇意外，抢救无效，离开了他深爱的世界。

这一天，挂职草林村第一书记的余剑去看望贫困五保老人。不料，就在离开村委会只有400米处的地方，一块近2吨重的巨石突然砸在公路内侧，撞上了余剑乘坐的面包车。

到这一天为止，余剑驻村工作刚刚4个月。4个月里，39岁的他仅仅回了3次家。简陋的宿舍里，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两个手电筒，几个药瓶，成为余剑驻村生活的写照。

几年前，严重的胰腺炎曾经让余剑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驻村期间，病情时有发作。他总是吞几片药对付一下，忍着病痛继续工作，实在疼得受不了，才勉强去汉中的医院就治，病情稍有好转便连夜赶回村里，继续工作到深夜。

躯捐风雨路，情暖百姓心。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徐梅和余剑生如夏花，仿佛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播撒下爱与善良、牺牲与力量的种子，为大写的“工会”两个字填涂上更鲜丽的一笔亮色。

在工会干部的岗位上，平凡亦是英雄。

温暖

这是2011年的夏天，郭起森、林维勇还在文昌工会为职工奔忙，履行着最基层的工会干部的职责。徐梅还是一个刚刚考上高中的女孩子，生活的图景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远在湖南的“大姐主席”陈超英，却遽然离去。

2011年6月13日，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工会主席陈超英进入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8时30分，长沙，湖南省总工会。陈超英早早赶到法律保障部，为《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审批表》盖章。

10时许,省总工会干部罗华接到陈超英的短信：“我们好久没聚了，晚上一起吃饭。”

12时许，陈超英忙得错过食堂的饭点，从同事碗里匀出一坨米饭，凑合着吃了午餐，匆匆上车离开长沙。

大约1个小时后，罗华再次接到陈超英的短信，“晚上聚餐要改期”，因为一位分公司同事的母亲去世，“正赶往衡阳”。

15时许，丈夫宁建国接到陈超英从衡阳打来的电话。听到丈夫说儿子学车的手续已经办妥，陈超英一遍一遍地说，“太好了，以后可以坐儿子开的车了”。

夜幕慢慢降临，陈超英从衡阳返回长沙。途中，暴雨骤降。22时30分左右，汽车突然打了好几个滚，跌落到了路基边……一切戛然而止。

第二天，中建五局办公大楼前一片肃穆。灵车缓缓绕过这里，让53岁的陈超英再“看”一眼她生前热爱的同事和工友。

作为第一个深度报道陈超英的媒体人，《工人日报》记者方大丰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历的一幕又一幕。上万名工友的眷恋与不舍，让“大姐主席”这个称呼名副其实。

方大丰说：“‘大姐主席’就是陈超英的独特LOGO，内涵就是真诚与善良。她是在用命工作，用心履职，用细碎而平凡的爱，汇聚员工和企业的鱼水深情。”

每年，陈超英都会去看望退休职工张木生。2010年那次看望，张木生的小孙子恰巧在爷爷家。陈超英记下了孩子的生日，说“明年一定来庆贺”。2011年儿童节，陈超英真的来了，给小孩子买了5套漂亮衣服。

1984年，土木公司职工刘助友病故，农村来的妻子刘爱云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被丢在城市的角落，靠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维持生计。从那时起，陈超英不声不响地照顾着她的生意，时常抱来一堆旗帜、横幅请她加工，就连刘爱云住的地方，“都是陈主席帮忙租的”。

1999年春节前，长沙市慈善总会送来100多份大米、食用油慰问下岗职工。可是，当时土木公司的下岗职工有200多人。看着大家为难的样子，陈超英眼圈红了：“我保证，有工会在，你们都能过好年。”经过她的紧急“化缘”，第二天，每个人都分到了一袋米和一瓶油。

盖“农民工公寓”，办农民工夜校，组建农民工工会联合会，春节前后到农民工输出地送温暖……土木公司的农民工们觉得自己有了温暖的家，亲热地把陈超英叫做“陈姐”。

听到陈超英离世的消息，48岁的农民工周祥明悲痛欲绝。就在上个月，陈超英刚把他列为帮扶对象，带头捐款募集了6万多元。按照这位“大姐主席”的帮扶计划，6月14日—陈超英殉职的第二天，她将要带“队伍”去周祥明家开工修房，帮他的孩子重新入学。

“一个人要对一两个人好并不难，难的是对所有人都那么好。”在土木公司职工心里，陈超英就是最有爱心的“天使”。

担任工会主席的8年时间里，陈超英有一半时间在外边奔波。从2011年年初到殉职那天，一共164个日夜，她在外地工作的时间竟有89天。一张婆婆的嘴，一颗妈妈的心，一双跑不累的腿，她就像一位“邻家大婶”出现在职工眼前，把“工会主席”和“温暖”连在一起。

同样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还有江苏省仪征市总工会主席陈小星。就像“大姐主席”一样，在陈小星病逝9年以后，仪征的职工们依然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许下“永远做职工知心兄长”的诺言。

作为副手，仪征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光清知道，陈小星是被忙碌的工作“累死的”。

“2009年10月18日20时45分，发热伴咳嗽……”陈小星的病历本上，清楚地记录着他这一次到医院看病的记录。

此前，感冒多日的陈小星一直在带病工作。10月18日是星期天，他结束加班后走进医院，39.5摄氏度的体温让护士惊讶地叫出声来。

19日，陈小星一早骑车离开了家门。20日，陈小星走进市政府大院。21日，陈小星出现在妇代会现场。22日，陈小星主持会议。23日晚上，陈小星终于倒下了，被送进医院。

一切都晚了！11月12日，陈小星悄然离开了人世。

曾经相识的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聚集到陈小星家中：“你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走了呢？！”

在工会主席岗位上的两年，陈小星把闲置的舞厅改造成了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爱心超市”成了特困职工家庭的温暖港湾。生活困难的劳模，得到了工会送来的特殊津贴。

在陈小星简朴的办公室，看不到任何奖杯和奖状。他用淡泊名利的一生，践行着自己常说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追求。

真诚与善良，这是陈超英、陈小星留给工会会员们最温馨的记忆。总是想着职工，总是被职工想起，深情和友爱互相感染，搭建起连接心与心的桥梁。

英雄的一生，充满了惊天动地的故事，留下豪言壮语，任由后人缅怀传说。

平凡者的一生，更像是苍茫草地深处的一朵小花，静静生长，淡淡开放。

力量

“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自己。”这是徐梅的微信签名，再也没有办法更换了。

其实，即便还有机会，徐梅也不会换下这句话。和千千万万奔走在服务职工第一线的工会干部一样，她的人生已经和工会的天职牢牢牵系在一起。

2019年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李斌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去世。

在北京，“李斌走了”的消息当天下午由《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播报出来，悲伤怀念的留言迅速涌向后台。

“去年8月第一次听到李斌老师得了严重的病，忍不住落泪。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泪崩。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声音柔和，却一直坚定而执着地为提升技术工人地位、提高技术工人待遇而奔走呐喊。”

“每年都是全国两会时在北京见他，聊的都是建言献策的事儿。他说的不多，会聊他去德国参观学习，希望把培养技术工人的模式搬到中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他站在机床前的模样。去年两会见面后还送他回驻地，今年两会马上要开了。”

……

在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李斌是液压泵厂的数控工段长。全国劳模和大国工匠的双重身份，让他成为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的不二人选。

2014年7月21日，在上海市总工会第十三届四次全委员（扩大）会议上，李斌当选兼职副主席。从那时起，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市总办公大楼，为劳动者权益发出更多的鼓与呼。

谦和的姿态，永远牵挂着劳动者的未来，李斌始终这样保持着工人的本色。每年全国人大会议的小组审议现场，他发言时的开场白，第一句都是“我是一个工人”。他曾这样说过，“我这辈子最大的志向，就是当好一名工人”。

李斌是100万元都不换的技术工人，是企业在技术谈判时的“王炸”。然而，在他的心里，始终牵挂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只要能有机会发声，就是要为产业工人群体代言。

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人大会议分组审议，李斌被安排在第二个发言。8分钟的发言里，他引用了“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的数据，满座震惊。

李斌后来说：“我发言时，总书记用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新华网的报道则显示，习近平当场表示，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5个月后，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开始牵头相关部委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有评论称，“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由此变得更加光明”。

从李斌确诊患病的那一天起，关爱和牵挂便从四面八方涌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专门派人前往上海探望，联系组织最好的医学专家研讨医疗方案，华山医院、伽玛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进行全力救治。

病重期间，李斌仍然念念不忘工匠馆的筹建，乐观地表示还要继续去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为技术工人发声”。

李斌去世的第二天，举办“上海劳模风采展”的展馆成为悲伤与怀念的海洋。上海市总工会的职工自发来到展馆，献上一朵又一朵黄色康乃馨，叠上一只又一只千纸鹤。

大大的展板上，李斌一身蓝色的工装，平和地微笑着，目光真挚温暖。他的那句“做工人要做一个好工人”的格言，让每一个前来瞻仰的人肃然起敬。

2月25日，李斌的追悼会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慰问哀悼和敬献花圈，1500多名生前亲友和职工群众到现场送别。“平凡中包孕伟大，朴实间天成不朽”的挽联，痛心、扼腕、悲伤、不舍的泪水，就是人们对这位上海千万产业工人的代言人、优秀工会工作者的最高评价。

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土一如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李斌走了，陈超英走了，徐梅走了，余剑走了，林维勇走了，郭起森走了，陈小星走了……但是，他们把最珍贵的人生品质留了下来。他们在工会岗位上奉献到最后一刻的故事，诠释着有一种善良叫“操劳”，有一种牺牲叫“坚守”，有一种力量叫“温馨”。他们把生命融入为职工服务的行动，回答了这样一道人生的考题—一个人的灵魂究竟能走多远？

直到今天，中建五局土木公司的档案柜里，依然珍藏着陈超英个人借出的18张收条和借据。

这些收条中，有6张是同一位职工遗属写的，有的2000元，有的3500元，加起来超过1.7万元。然而，公司的人们都知道，没有写下借据的，要比写了借据的多得多。

在陈超英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工友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她的墓前，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早早站在那里，三炷清香青烟缭绕，一堆纸钱化作灰烬。这是从山东赶到长沙的一位退休职工，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怀念帮助过自己的“大姐主席”。

直到今天，陈超英的名字依然牢牢驻留在工友们的心中。2018年6月13日，陈超英的第七个“祭日”，土木公司遍布全国各地的工地，依然是怀念的海洋。

在长沙，学习“超英”精神再起高潮；在张家界，大家集体观看《身边的感动》；在益阳，年轻员工夜读《大姐书记陈超英》，重温这位工会主席的故事；在南宁，纪录片《陈超英》再一次催下感动的泪水……暗夜里摆成“7”字形状的根根蜡烛，把人们的思念随着烛光缓缓融入天空。

从陈超英到李斌，这些工会干部的故事历久弥新。给予身边每一个人最多的温暖，让自己的生命融入更多的生命，平凡者同样可以赢得英雄一般的怀念和敬仰。平凡者的史诗，同样可以感动天地。

又一个清明到来。

而这，不是清明的时节祭奠，这是爱与温暖留在时间长河里的记忆涟漪，平和到没有浪花，却有着在人们心底掀起巨澜的力量。

假如有来生，陈超英还会是那位善良温暖的“大姐主席”，李斌还会是那位情系技术工人的“知心兄长”，徐梅、余剑、林维勇、郭起森、陈小星还会是深爱职工群众的工会干部。

不同的是，我们一定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与疼爱，珍惜和他们相濡以沫的分分秒秒。

阅读点亮世界

全国职工读书活动重回鼎盛时代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9年4月23日，第24个“世界读书日”。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南侧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这一天成为书香洋溢的海洋。

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和阎京华、李晓钟、魏地春、巨晓林等全总领导同志，共同用洁白的盐注满职工书屋的标识容器，正式启动第三届“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全国工会职工书屋主题阅读交流活动。

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罗昭强、梁晓声、萨日娜、雷海为……11位各界知名人士志愿为全国职工阅读活动公益代言，向全国职工推荐《习近平在正定》等11部经典好书。

在这场由全国60多家工会新媒体同步网络直播的仪式上，全国职工阅读交流活动“六个一”行动计划发布—联合1000个职工读书组织，动员1万个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带动10万个各级工会自建职工书屋，全年开展100万场形式多样的阅读学习活动，吸引1000万名职工现场参与活动，通过线下线上宣传覆盖影响1亿职工。

智慧改变人生，阅读点亮世界。

顺应全民阅读的时代浪潮，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辉煌一时的全国职工读书活动，如今又一次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亿万职工思想引领和素质提升的知识平台。

80年代：曾有诗书育新人

结束十年动乱，干涸已久的文化沙漠开始泛出嫩绿的希望之芽。

在上海工人作家管新生的记忆里，40年前开始的那一次上海职工读书浪潮恍如昨日。

1979年，上海举办图书夜市，4天接待读者1.2万人次，销售图书5万多册。在排队购书的长龙里，普通工人占据了相当比例。

“虽然条件简陋，像个大卖场，但整个社会都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图书资源紧缺。”管新生说，高考恢复以后，许多职工复习功课参加考试。幸运儿实现了大学梦，落榜者还是要继续学习，通过读书自学成才，进而带动成千上万的普通职工成为读书积极分子。

1982年3月，上海市总工会、解放日报社、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出版局共同酝酿组织读书活动。两个月后，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市总工会牵头发起的读书活动反响强烈，20余万名职工踊跃参加，1万多个读书小组建立起来，利用晚上或厂休日捧起书本。

这是时代的呼唤。绝大多数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特别是年轻工人，没有为了一张文凭的功利目的，也没有为了摆脱生产一线的换岗诉求，有的只是对知识的向往，甚至只是对曾经荒废时光不读书的日子的反叛，用阅读来灌溉滋润自己荒芜已久的心田。

在上海各级工会的主导组织下，职工读书活动成为上海职工踊跃投入、自我教育的全新平台。在官方推荐的阅读书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占据了相当比例，《高山下的花环》等一批具有爱国情怀的文艺作品和修养读物更受到职工欢迎。

读书，明理，求知，成才，奉献。发轫于上海的群众性业余读书活动，一直得到各级工会组织的高度关注，并且迅速点燃了全国职工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学习热情。

1983年4月21日至24日，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经验交流会，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16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上海经验”获得积极评价。

随后，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报告团应邀赴京，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并听取汇报。

5月21日，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决定》。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报告》。批复明确指出：“上海工人首倡并正在向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展开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是群众自觉进行自我教育，掌握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好方法，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形式。”

由此开始，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席卷全国，参加有组织读书活动的职工达到1350万人，读书小组、知识竞赛、演讲团、书评小组及个人自学等学习形式多样纷呈。

就在全国总工会做出《关于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决定》的第二天，北京市总工会牵头发出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倡议。短短一年间，45万名北京职工参加读书活动，知识竞赛组委会收到近20万份答卷，6万多名职工在不同场合进行读书演讲。

北京工会组织开展的读书活动，是全国各地工会倡导职工“多读书、读好书”的生动缩影。1983年和1984年连续举办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则将全国职工读书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1983年8月2日，《工人日报》公布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推荐书目，同时刊发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为这次知识竞赛撰写的文章《发奋读书，振兴中华》。从9月2日公布试题到10月2日截止收卷，来自全国各地的102万份答卷堆成一座“小山”。

这一年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武汉5714工厂女工王素华获得第一名。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发布命令，授予她“振兴中华刻苦读书标兵”的光荣称号，号召空军全体同志学习她刻苦读书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

在首次知识竞赛获得成功的基础上，1984年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规模更大，影响更广。这次竞赛由全总宣教部、工人日报社和各省市自治区总工会共同领导，周培源、于光远、钱伟长、胡绳、王力、白寿彝、姜椿芳、唐弢等８位学者担任顾问。

引人注意的是，这一次被列入知识竞赛推荐书目的15本图书，既有《邓小平文选》和《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也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纵横谈》《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些图书依然具有足够的阅读深度。

经过各级工会组织的强力发动，全国有800多万名职工参加了知识竞赛活动。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颁奖大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到会祝贺。60名特别优秀奖获得者除了获得荣誉证书外，还分别获得一台收录机。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改变着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在获得1984年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第一名后，湖南长沙医用设备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伍蔚滇好事连连，不仅被长沙市医药公司记大功一次，晋升两级工资，还被湖南省总工会授予“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标兵”称号，更当选为长沙市总工会副主席，又被调动担任长沙市老干部局局长。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的第一次高潮，直接带动了千百万职工走上自学成才的发展之路。1985年2月，全国总工会颁布《职工自学成才奖励暂行条例》，为职工读书活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从中培养出的众多优秀劳动者成为企业发展的栋梁之才。

职工书屋：且让知识护净土

让更多的职工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一直是工会组织的良好愿望。

1997年1月，全国总工会等九部委发出通知，提出在全国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

2002年，全国总工会启动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号召广大职工读书成才、知识报国。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经济效益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一部分企业经营者急功近利，不愿为职工读书活动投入时间和资金，原有的企业图书馆逐渐停摆，职工文化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与此同时，面临网络、影视和其他休闲方式的冲击，公共图书馆门可罗雀，新华书店的图书销量大幅下滑，读书功利化和读书无用论日益侵蚀着青年职工的思想。除了应对考试的教材教辅，有限的书单大多被庸俗小说、厚黑成功学和所谓人生指南所占据。

目睹这一切，河南省内黄县总工会主席邵敬春忧心忡忡。摆在她面前的内黄县职工状况调查情况，清晰地显示着缺少职工读书活动的严重后果。

这是2006年的调查结论—内黄县职工队伍“三低三多”，即职工文化水平低、技术水平低、整体素质低，喝酒的多、打牌的多、混日子的多；“一少两难”，即职工学习平台少，职工读书难、学习难。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阅览室里，充斥着假书、伪书和内容不健康的书刊。

2006年8月，邵敬春赶到北京向全国总工会求援。中国工人出版社决定，在内黄县总工会建设工会职工书屋，赞助4万册图书，其余部分图书让利销售。

3个月后，我国第一家工会职工书屋在河南内黄县正式落成。新建的书屋窗明几净，藏书种类涉及社科、文艺、经管、励志、时尚、休闲、少儿、美术等门类。很快，全县相继组建100家职工书屋，藏书总量超过56万册，内黄职工可在任何一家职工书屋借阅图书。

邵敬春和内黄县总工会的大胆尝试，无意中打开了一扇惠及亿万职工阅读服务的大门。

2007年4月，全总宣教部提出在全国建设工会职工书屋的具体方案和实施办法。时任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作出重要批示：“此项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要深入细致研究，精心筹划安排；要办就办好，办成品牌，不作权宜之计。”

5月，全总宣教部召集八省市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进京研讨，职工书屋建设工作方案受到普遍赞同。随后，分管宣教工作的全总领导带队前往内黄县专题调研，进一步明确了开展职工书屋建设的基本思路。

11月，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从2008年至2010年，全国总工会连续三年每年投入专项资金2000万元，重点援建3000个职工书屋示范点。各省、市（地）、县（区）三级工会按照与全总出资规模1∶1的比例筹措资金，支持基层单位职工书屋建设。

2008年1月3日，全总机关大楼，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在举行。孙春兰同志为职工书屋揭牌，标志着由全国总工会主导推动的这项职工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工会组织将在职工身边打造一方阅读知识的净土。

这年夏天，100多万册、总价值3200余万元的图书从北京发出，1000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在各地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正围绕职工书屋蓬勃开展。职工群众骄傲地说，“又有了属于咱们的学习站和活动站”。

至此，曾经低迷的职工读书活动触底反弹。在全国总工会10年建设超过1万家示范性职工书屋的带动下，各地工会相继投资建设不同规模的职工书屋达10万家，覆盖6000余万职工和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一线职工、农民工阅读学习条件不足、读书难、读书贵等问题。

依托职工书屋，一些企业开展“读书提素质”评选、“学习型家庭”评选、“优秀读书笔记”评选，成立职工知识大讲堂和职工文学社，推进职工素质提升工程。许多职工书屋不再仅仅是读书的场所，还是企业开展文化活动和职工泼墨挥毫、吟诗作赋的港湾。

重回鼎盛：正是阅读好时光

阅读是最基本的国民文化权利，也是最为普遍的文化需求。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会快速增长。这意味在中国人均GDP超过7800美元以后，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必然进入一个旺盛的时期。

今天，全民阅读活动渐成风尚。这一活动最初的五年里，成年人图书阅读率由52.3%增长到58.0%，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由4.25本增长到4.56本。在广州，13家国家一级图书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总藏书量达1871.14万册。读书，让一座城市的人们慢下来、静下来，书香的因子已经融入市民的生活方式之中。

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成为工会组织的重要任务。

2019年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到中国工人出版社调研，充分肯定了职工书屋建设取得的成绩，并对打造职工书屋品牌、更好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伴随着职工书屋建设进入第11个年头，适应数字化阅读趋势的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已经全面建成。它集阅读网站、APP、微信端、数字一体机等多种软硬件终端于一体，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特色阅读资源动态更新，广大职工开始享受“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的工会文化服务，迄今已覆盖职工700余万人。

同样令人欣喜的是，职工书屋正在与职工服务中心、职工之家（职工小家）、劳模创新工作室、农民工服务站等工作阵地相结合，融合读书、学习、培训、休息、用餐、交流、沙龙、业务洽谈等多样功能，逐渐开始面向职工家属以及社区居民开放，增强了职工归属感，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形象。

让阅读成为职工的福利和企业文化的港湾，这是职工书屋在新时代的自我定位。

无论是车间休息室、宿舍区还是餐厅食堂，无论是班组书架、读书角、流动图书室还是图书漂流箱，曾经参与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老职工们惊喜地发现，当年那种感染千百万劳动者的读书氛围，正在悄悄回到自己的身边。

从经典诵读、文化沙龙、道德讲堂到读书论坛，从好书分享会、诗词创作大赛、知识竞赛到读书征文，从读书俱乐部、书香班组、读书兴趣小组到网上阅读交流群，依托职工书屋蓬勃开展的阅读活动，日益彰显特有的文化魅力，激活着千百万劳动者干事创业的热情。

2019年4月24日，中铁十六局北京城市副中心管廊项目部工地上，“与共和国同行—全国职工主题阅读活动中国铁建专场”正在举行。

“书是一辈子的朋友，天下故事写在心头，书里藏着忘年交，隔着年代也握手……”伴随着象征书海无涯的水墨画在现场大屏幕上铺陈展开，夺得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的快递小哥雷海为，巨晓林新书《咱们为什么要入会》的责任编辑李素素，以及来自中国铁建的劳动模范、优秀农民工、书香家庭代表，共同感悟读书真谛，相互分享阅读体验，整个工地书香浓郁，书声琅琅，俨然成为文化和智慧的知识海洋。

以此为标志，中国工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70场职工主题阅读交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总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晓钟表示，70场职工主题阅读交流活动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带动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开展诵读、征文、演讲、讲座、沙龙、文化创作和知识竞赛，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

35年前，习仲勋同志曾经这样深切寄语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成千上万的职工参加读书活动，自觉地学政治，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互助互勉，来提高觉悟，丰富知识，增长才干，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35年后，全国职工读书活动重回鼎盛时代。不同的是，与上一次读书热潮相比，职工书屋让职工阅读更接地气。从乌苏里江畔到帕米尔高原，从内蒙古草原到五指山下，从首都北京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鹏城，数字化阅读更让千百万劳动者便捷享受读书带来的文化滋养。

今天，阅读点亮亿万职工的精神世界，劳动者的美好生活充满袅袅书香。

今天，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的黄金岁月，正在祖国大地徐徐展开魅力四射。

1949—2019工会出版简史

与党同行70年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一套分为上下两卷的厚重回忆录，静静地摆放在人们面前。70年的坎坷与荣耀，浓缩在每一个重新被打开的历史细节。

作为中国工人出版社建社70周年纪念文集，这部回忆录的书名最终被确定为《走向辉煌》。它所记录的充满沧桑和变革的岁月之痕，正是工会出版事业与党同行70年的发展之路。

致敬历史，拥抱未来。

今天，充满朝气活力的工会出版人站在新的起点，为亿万职工提供全方位文化服务的美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创建沧桑

1949年1月31日，北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1师队列整齐，从西直门进入城区。工人、学生高举五颜六色的小旗，高呼着欢迎口号。

两个月后，西苑机场。500发照明弹高挂空中，毛泽东身穿棉大衣，头戴解放帽，站立在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缓缓穿过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队列 。

从进城到阅兵，象征着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这一年7月15日，前身为《大众日报》的《工人日报》在北平创刊。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日子最终会同样成为中国工会出版史上的“原点”。

其时，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发表15天。这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重要文稿，论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

正是在这篇文稿里，毛泽东显示出夺取政权后的清醒和理智。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依仗报社具有的编辑、排字、印刷条件，《论人民民主专政》被印成了书籍，自然洛阳纸贵。这直接催生了工人出版社的创建，并且把创建时间同样确定在1949年7月15日。

这一年，赵树理43岁，刚刚从天津来到北平。这位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的革命作家，因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两篇小说，声名响亮。

刚刚创建的工人出版社，赵树理成为首任社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这家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本书便是赵树理的《天下工人是一家》。

这一年，姚汝勤刚刚15岁，在东单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参加工作。70年后的今天，这位离休老人身体康健，思维敏捷，住在已经加上“中国”两个字的出版社大楼对面，继续关注着工会出版事业的发展。

在姚汝勤老人心里，往事就是自己“心中的一泓甘泉”。他在《走向辉煌》中回忆说，他刚一到出版社，首长便找他谈话，告诉他扫地也是革命工作，他就这样当上了一名革命的勤务员。直到1950年8月，他被调到出版社门市部去当见习生。

门市部是一座米黄色的二层街面楼，坐落在东单北大街路西。每天早晨，姚汝勤要把书架上的书码放整齐。他回忆，当年书架上主要是马列著作、斯大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也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及识字课本，还有不少苏联的文艺作品和思想教育丛书。

这个火热的年代，工会出版事业甫一起步，便成为影响成千上万劳动大众的“知识明灯”。

1951年初，工人出版社正式建制，组织编辑队伍，独立经营，成为全国总工会主管的司局级事业单位。随后，全国总工会撤销了上海劳动出版社（上海市总工会主办）、东北工人出版社（东北总工会主办）和中南工人出版社（中南总工会主办），抽调编辑人员、管理干部进京，集中力量办好工人出版社。

接到停办命令的时候，中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半年左右，分成编辑和出版两大部门。依照负责人胡甫臣的回忆，他们选了几位中南地区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剪刀加浆糊，把报刊上的通讯报道汇编在一起，就成了一本可以尽快出版的书。

停办以后，胡甫臣带领十来人的队伍来到北京。“到中央一级大出版社的魅力”，让大家克服了“北方好冷好冷”的胆怯。

接着，上海劳动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也来到工人出版社，受到接替赵树理担任社长的陈用文的热烈欢迎。

胡甫臣一直记得，前门外便宜坊烤鸭店的全鸭席也是“欢迎项目”—先是参观焖炉怎样烤鸭，再看服务员怎样片鸭，然后便是品尝鸭肝、鸭舌、鸭四宝。同样让他一直记得的还有工人出版社的两栋三层新楼，在当时的老北京城里十分引人注目。

尽管刚刚创办，工人出版社已经在北新桥骆驼胡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印刷厂。《走向辉煌》记述称，“工厂里有严格的纪律，干活儿有定额，货量有标准，考工有级别”。胡甫臣所说的两栋新楼，东楼是编辑部，西楼则是印刷车间和装订车间，甚至添置了彩色胶印设备。

从合唱团到京剧团，从打篮球到练双杠，工人出版社的员工业余生活“健康精彩”。姚汝勤回忆说：“这样一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在党的关怀下渐渐地成长起来。”

工会出版事业的漫漫长路，就这样悄然奠基。

初心使命

从工人出版社成立的第一天起，“工人”就是工会出版念念不忘的“根”。

1950年2月，全国总工会决定《中国工人》杂志复刊，并交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同时，以中、俄、英三种文字出版发行彩色印制的《中国工人画刊》，介绍中国工人的政治、生产、学习和生活。直到今天，这种规模的以工人为主题的对外宣传，再未出现。

事实上，这已经是《中国工人》的第四次启动出版。革命斗争时期的艰难困苦，让这份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历经坎坷，注满了红色基因。

1924年10月，《中国工人》创刊，没有发刊词，甚至没有主办者的粗略描述。第1期杂志共36页，定价铜元4枚。按照当时的物价，4枚铜元可以买1斤青菜。

从第1期开始，《中国工人》的撰稿人就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工运领袖，包括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刘少奇、瞿秋白、项英、林伟民和李立三。

出版5期后，《中国工人》失去了消息。直到1928年12月复刊时，这份杂志把自己定位为 “全中国工人的灯塔”，并新设“镰刀与铁锤”栏目，记述各地工人生活、工运动态。

这一次，《中国工人》连续出版了8期。最后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征求编辑工人读物文稿的启事，包括征集工人补习学校课本和工人教育小丛书。

11年后—1940年2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在延安第二次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并亲自撰写发刊词。

1941年3月，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国工人》在延安停刊。但是，这篇《<中国工人>发刊词》最终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文献。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工人》杂志设立了时事政治、思想修养、文艺和群众工作四个组和一个办公室，共约50人。工人出版社老员工周道非回忆，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中国工人》，全国总工会甚至停办了同样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学文化》杂志和《工人》半月刊。

地方工会出版机构停办和《中国工人》杂志复刊以后，工人出版社成为工会出版的唯一重镇，编译出版有关工人运动、工会工作、工运历史、劳动经济、人物传记、工人文艺、工人画报等书籍，每年出书150多种。

今年已经90多岁的胡甫臣老人，当时在出版工会读物的第一编辑室。年轻编辑冲劲十足，写信联络苏联工会出版社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请求尽早提供选题计划和样书，以便尽快翻译出版。得知苏联出版过《马恩列斯论工会》，工人出版社也选编起来，找到全国总工会翻译组帮助翻译，再去请马恩列斯编译局帮助校核，出版后受到工会干部的欢迎。

让工人出版社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还有吴运铎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的出版。

邓颖超曾经这样说：“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有谁没有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红岩》等书中汲取过力量源泉，找到人生的路标？”

能够与这两本经典红色图书相提并论，足见《把一切献给党》分量之重。在曾经担任过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赵长安看来，它的出版过程，凝结着老一辈工会出版人的心血。

4次负重伤，身上有200多处炸伤，4根手指被炸断，左眼被炸瞎，一条腿被炸断，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他的巡回报告感动了每一位听众。

时任全总主席赖若愚找到吴运铎，要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吴运铎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五年级，不知道写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写。于是，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成了这位特殊作者的影子，甚至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教他如何回忆，哪些要重点多写。

从白天到夜晚，吴运铎写完一页，何家栋就修改一页。慢慢地，吴运铎有些入门了。他后来回忆说：“我幸运地遇上了何家栋这位呕心沥血的编辑。”

只有6.8万字的《把一切献给党》出版后，在中华大地产生了巨大冲击波，震撼着千千万万读者的灵魂。根据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史料记载，这部自传体小说累计发行超过700万册，被译成俄文、乌克兰文、蒙古文、朝鲜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出版。

将近30年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2年再次播出《把一切献给党》，当年读过此书的老读者激动不已，奔走相告。更多的年轻工人给吴运铎写信，表达自己虔诚的崇敬。1983年3月，张海迪第一次见到吴运铎，请求老人能够送一本《把一切献给党》，因为自己就是把它作为精神支柱“才活到今天”。

整个上世纪50年代的工会出版，充满活力与激情。工人出版社的革命回忆录轰动社会，除《把一切献给党》外，《我的一家》发行441.95万册，《狱中纪实》发行215.85万册，《老共青团员》发行137.93万册。《中国工人运动文献汇编》和《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的出版，更为中国工会保留了工人运动的珍贵史料。

思想飞扬

1959年，宋庆龄为《中国工人》撰写文章，题为《马列主义的胜利万岁》。同一年，工人出版社推出了夏衍的著名作品《包身工》。

然而，众所周知的政治时局风云变幻，让工会出版陷入坎坷。

1961年，《中国工人》停刊。工人出版社对外保留牌子，没有出版新书。

1962年，工人出版社组织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写完第五稿。依照《中国工人出版社大事记》的记录，当年夏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诬蔑《刘志丹》是“替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耸人听闻地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1966年年底，在《工人日报》被造反派查封的同时，工人出版社也停止运行，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

工会出版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当拨乱反正的改革春天到来之时，工人出版社重新迎来了自己的生机。

1978年10月6日，《工人日报》复刊，工人出版社作为报社的出版部同时恢复。

随着工会出版再入发展航道，小说《刘志丹》的命运引人关注。在中共中央批复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以后，全国总工会召开平反大会，胡耀邦审定了报道稿件的内容。全总党组决定，为因《刘志丹》小说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档案中存有的有关结论、个人检查等材料一律撤回销毁，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更多的发展机遇接踵而来。

1983年7月，胡乔木致信郝建秀和倪志福，提出“团中央能把中国青年出版社办好，何以全总竟不能把工人出版社同样办好呢？”他要求工人出版社必须大大加强，充实人力，立即“完全独立出来（包括党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成为工人出版社恢复建制后的第一年。当年年底，再版的《中国工人阶级》（原名《本色·传统·使命》）累计发行580万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发行370万册，《中国近代史》发行190万册。

工人出版社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便是1987年夏天出版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至少整整5年时间，杨沫之子马波（老鬼）四处奔走，寻求出版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八年》。这部45万字的书稿在各个出版社和文学刊物间辗转流传，皆被拒绝。当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找上门讨要书稿时，老鬼几乎是抱着绝望的心态与他见面。

30年后，岳建一这样回忆自己当年读罢《八年》的感受—“已难言清，只记得被震撼得昏天黑地”。最终，书名确定为《血色黄昏》。

1987年6月的一天，岳建一骑着自行车去找老鬼，送去20册样书。俩人在长安街边碰面时，华灯已经亮起。老鬼翻看《血色黄昏》，激动到语无伦次，把岳建一紧紧抱住。随后，《血色黄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工人出版社连续7次印刷，达40余万册。

开放的大门打开了，工人出版社成为现代文化思潮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者。从《美国人谈生活艺术》到《中西500年比较》，从《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艺术哲学译丛》到《生命哲学译丛》，这些书籍都深深影响着一代读者。《编辑人的世界》引进以后，成为中国出版业与世界出版理念接轨的“教科书”。

与此同时，面向亿万职工群众的思想引领需求，政治理论读物成为工会出版的重中之重。

1993年1月，《中国工人》杂志再度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之题词：“坚持党的基础路线，为职工群众服务。”

一年以后，《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进入出版程序。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批复要求，“认真审核书稿，做好编辑出版工作，保证出书质量”。

此时，工人出版社已经改名为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在筹划建造自己的综合业务楼，规划总建筑面积8724平方米。在丢掉了闹市中心的办公楼和印刷厂之后，工会出版的阵地建设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截止到1998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先后组织出版了《邓小平同志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邓小平治国艺术》《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邓小平工人阶级与工会思想研究》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光辉的旗帜，行动的指南—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职工读本》的出版，更为出版社首次摘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改革时间

12年前，吕厚燕成为重大选题《中国工会读本》的责任编辑。这本以图文形态呈现出的中国工会历史图书，试图绘制中国工运史的壮阔画卷，打造成为工会图书的扛鼎之作。

从2007年到2008年，吕厚燕“恶补”工会知识，走访各地工人运动纪念馆，遍访工运史专家学者。在她的工作电脑里，“工会读本”的文件夹存入了上千个文件，总量将近50G，编辑笔记亦有几万字。为了确保出版进度，她甚至错过了陪着女儿观看北京奥运篮球决赛。

作为中国工会十五大的献礼出版物，《中国工会读本》正式出版。5000余幅老照片里遴选出的645幅图片，让这部厚重的中国工会历史图书真实记载了岁月的沧桑。

2014年，吕厚燕病逝，享年43岁。在她的遗物中，还有那张北京奥运篮球决赛的入场券。一代又一代工会出版工作者，就是这样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从举办“中国劳模—时代领跑者”大型摄影展到为汶川地震灾区赠送防疫减灾读本，从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指定教材丛书（45本）到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系列教材（20本），工会出版围绕工会工作大局精准发力，受到各级工会组织的良好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面对职工群众发展变化形成的新需求，工会出版必须顺应时代，确立自己新的目标和方位。

2008年1月3日，全总机关大楼，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在举行。时任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同志为职工书屋揭牌，标志着由全国总工会主导推动的这项职工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工会组织将在职工身边打造一方阅读知识的净土。

这年夏天，100多万册、总价值3200余万元的图书从北京发出，1000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在各地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正围绕职工书屋蓬勃开展。职工群众骄傲地说，“又有了属于咱们的学习站和活动站”。

至此，曾经低迷的职工读书活动触底反弹。在全国总工会10年建设超过1万家示范性职工书屋的带动下，各地工会相继投资建设不同规模的职工书屋达10万家，覆盖6000余万职工和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一线职工、农民工阅读学习条件不足、读书难、读书贵等问题。

2019年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到中国工人出版社调研，充分肯定了职工书屋建设取得的成绩，并对打造职工书屋品牌、更好地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以职工书屋建设快速推进为标志，注入新动能之后的工会出版事业呈现勃勃生机。

2019年2月，新一年度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公布，中国工人出版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职工状况丛书》和《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研究丛书》双双入选。

从2015年起，《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丛书》（18种）、《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20种）、《大国工匠工作法丛书》（6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丛书》（7种）和《转型闯关》相继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形成高水平文化方阵。

今天，以图书出版为主体，以职工书屋和《中国工人》杂志为两翼，中国工人出版社的“一体两翼”发展布局已经形成。《走向辉煌》里描绘的工会出版蔚蓝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正在加快建设。它将集阅读网站、APP、微信端、数字一体机等多种软硬件终端于一体，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特色阅读资源动态更新，越来越多的职工开始享受“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的工会文化服务。

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正在加快建设。它将充分利用工会出版的知识资源和作者资源，推进工匠精神传播和工匠技能传授，构建集在线教育和技能课程开发、协作式学习社区于一体的交流平台，为产业工人提供“线上+线下双向链接”的智慧学习空间。

全国工会网上练兵平台正在加快建设。它将把海量的工会工作知识、流程和方法进行题库化，通过游戏闯关、仿真模拟、网上比武等形式，搭建起工会工作者储备知识、提升技能的“指尖竞技场”。海量工会图书资源，就是海量题库的重要支撑。

中国工会数字资源总库正在加快建设。它将自主研发大国工匠工作法视频课程，加工制作工会知识有声资源体系，组织录制职工思想引领“微课堂”，进而整合工会和企业制作生产的数字资源，探索共建共享，努力打造最大的工会数字资源图书馆。

70年前，草创而生。

70年后，根深叶茂。

今天，工会出版事业正以全新的面貌，以文为魂，点亮亿万职工的精神世界，让亿万职工的美好生活充满知识书香。

今天，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深情嘱托和殷切期望，努力用更优质的图书文化产品，在担当作为中做出工会出版工作的新贡献。

新中国班组简史

1949—2019：当历史撞见未来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1949年4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155天。解放半年的沈阳城，依然还有国民党军机的骚扰轰炸。

这一天，刚刚赢得的一面“生产竞赛模范班”红旗，让39岁的马恒昌和工友们骄傲自豪。沈阳第五机器厂（现中捷友谊公司）的这个小组，正在用完成一批批军工生产任务，实践着马恒昌“带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言。

18个月后，五星红旗早已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正在出席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马恒昌，应邀来到国庆招待会现场。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将马恒昌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与马恒昌热情握手，举杯示意，声音洪亮：“为了工人阶级幸福干杯！”

正是这一次来到中南海怀仁堂，马恒昌小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小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班组。

以马恒昌小组为标志，蓬勃兴起的班组建设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生产一线，掀开了新中国班组辉煌发展的浩瀚篇章。

1949历史选择

拉动共和国列车的火车头

结束连年战乱，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脆若蝉翼。但是，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绘就了充满想象的未来图景，千百万中国工人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以主人翁的姿态冲在经济生产的第一线。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刚回到沈阳的马恒昌，带领小组工友第一个报名，北迁齐齐哈尔建设新工厂 。79天以后，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开工生产，弹头机、火帽机等军工设备源源产出。

就在马恒昌小组忙于北迁的时候，“毛泽东号”机车组正在李永的带领下鸣响汽笛，为祖国建设多拉快跑。背不靠座椅，眼不离前方，手不离闸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铁路运输业，就这样有了新的精神标杆。

这是激情飞扬的年代。作为最具活力和凝聚力的企业“细胞”，成千上万个基层班组团结工人群众，“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超先进”蔚然成风。从工厂到矿山，从车间到巷道，从纺机到油井，先进班组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1951年1月，马恒昌小组向全国班组和工人兄弟发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迅即得到全国1.8万个班组300多万职工的热烈回应，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的班组和员工。这场围绕班组开展的劳动竞赛影响广泛，不仅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更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人代表团来华考察的“必修课”。

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带动全国各行各业班组频创佳绩。在炮火硝烟的朝鲜战场上，200多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士写信支持和响应“马恒昌小组运动”，有的甚至写了血书。

就在马恒昌小组和“毛泽东号”机车组为抗美援朝竭力奉献的时候，16岁的赵梦桃从河南来到陕西，筹建中的西北国棉一厂多了一位细心聪颖的学徒。没有人想到，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子，生命只有短短的28年。但是，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赵梦桃的名字能够成为新中国班组建设历程的重要地标，在她离世56年后依然被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提起。

1952年5月，西北国棉一厂正式开工，赵梦桃当上了细纱挡车工。像马恒昌一样，她无时无刻不在和时间赛跑。别人一个巡回3至5分钟，她只用2分50秒。当她扛起班组长的责任，更是喊出了“不让一个姐妹掉队，不让周围有一个小组掉队”的誓言。

岁月沧桑，厂房变了，纺机变了，班组员工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但是，赵梦桃当年的这一句誓言，始终被历任班组长牢牢恪守，成为赵梦桃小组永远高擎的精神旗帜。

赵梦桃第一次站在纺机旁边的那一年，王进喜已经是玉门油田老皂庙钻探大队1205钻井队的队长。他做事勤快，特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远赴萨尔图，硬是凭借人拉肩扛，把沉重的钻机从车站运到井场，仅用4天时间，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井喷的危急关头，王进喜带头跳进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被房东大娘称为“铁人”。

彼时，中国面对天灾人祸正在苦苦支撑。大庆油田喷薄而出的石油，极大提振了共和国的经济底气。同时，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声名远播，成为上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班组榜样，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企业班组严格执行生产计划，运行体系以行政权力为中心自上而下。一个优秀班组的出现，往往直接带动整个行业企业众多班组的效仿和追随。

以马恒昌小组为例，他们第一个试行的班组民主管理分工，第一个组织的工人技术研究会倡导班组技术革新，第一个倡议开展的全国劳动竞赛，第一个制定和完善的班组管理制度，第一个实行的岗位责任制，都成为工业战线班组建设的领跑者。马恒昌小组的名字，也由此和“中国班组建设的摇篮”紧紧相连。

1963年春天，28岁的赵梦桃身患绝症住进医院。她劝退了赶来护理的姐妹，挣扎着自己洗脸倒水，帮助别的病人洗脚擦澡。护士劝她休息，她总是回答说“我能动，就要干”，直到青春的生命在初夏的日子凋零。

1970年国庆节刚过，47岁的王进喜病情急剧恶化。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一分钱也没有动。他说：“请把这些钱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

1985年5月，马恒昌第一次抗拒了组织决定，坚持离开北京友谊医院。他说：“花钱太多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啊！”两个月后，78岁的马恒昌在齐齐哈尔去世。临终时，他的眼角流出两颗热泪，没有遗言。

赵梦桃走了，她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却由赵梦桃小组代代传承。“铁人”走了，铁人精神的旗帜却留在了1205钻井队，在每一处钻井上高高飘扬。马恒昌走了，他的孙子马兵成为第18任马恒昌小组组长，接过了爷爷留下的那把千分尺，也接过了带好一支队伍的使命和担当。

从马恒昌小组、赵梦桃小组到1205钻井队，正是这些先进班组持久流传的力量，激励着更多的班组向榜样看齐，争当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彰显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本色，成为拉动共和国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1978改革担当

聚合改变历史的劳动力量

十年内乱，亿万中国工人用自己的肩膀，撑住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大厦。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一个又一个优秀班组站在排头不让，把住红旗不放，用铁锤撞击出全国纪录，用钢钎搭建起沸腾人生。

冬天总会过去，春天悄然来临。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徐徐拉开帷幕，新中国班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0年，技校毕业生李斌进入上海液压泵厂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学一手好技术，当一个好工人”。

一年以后，30岁的包起帆亲眼看到3位工友死在上海港码头木材装卸作业现场，暗下决心要靠知识把工友的生命从“虎口”里夺回来。

再过3年，许振超成为青岛港第一批桥吊司机，他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立志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

时光荏苒，沿着不同的成长路途，李斌、许振超和包起帆最终会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工人的楷模和榜样。他们的奉献品格、管理方法和创新精神，鼓舞着千百万一线班组投身改革的洪流，迸发出新的活力。

班组是企业的细胞，班组有活力，企业就有生命力。当企业发展需要攻坚克难的时刻，优秀的班组总会冲在最前面。

1989年8月，为了适应设备引进和技术攻关的需要，黑牡丹集团的3名技术工人组成了设备科电子组，这便是如今声名显赫的邓建军科研组的雏形。以技艺为骨、以匠心为魂，他们用30年的接力奔跑，把50多个世界级和行业性重大技术难题甩在身后，骄傲地跑进新的时代。

1998年，王涛班成为东风汽车公司历史上第一个以员工姓名命名的班组。从那时到现在，一代又一代班组成员用艰辛付出和团队协作，践行着“当工人，就得好好干活，干出点名堂”的“班训”。

30年，邓建军科研组始终挺举一面旗帜。21年，王涛班始终传承一种精神。在这样充盈红色基因的班组里，一位又一位优秀产业工人脱颖而出，成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时代表率。

改革意味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由此带来的是班组结构、班组运行和班组管理方式的改变。当班组建设不再单纯以工作计划为唯一导向，人们开始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一线班组在经济核算和控制成本之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四块石头夹块肉”，这是矿井深处最形象的描述。地下几百米凿开的岩石缝隙里，间或传来碎石和水滴溅地的声音。从地下水、岩壁到瓦斯，事故的阴影似乎无处不在。

红色的班令旗，橙色的安全帽，蓝色的矿工装，黑色的橡胶靴。1987年，18岁的白国周成为一名煤矿井下的班组长。在最危险的开拓掘进岗位上，他不仅做到了自己22年没有一次磕伤和碰伤，先后带领230名矿工同样没有发生过工伤或事故。

资料显示，我国接近90%煤矿安全事故的原因，都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有关。在白国周的班组里，“安全第一”始终是不可触碰的第一原则。班前会上，安全宣誓年复一年，看全家福日复一日。从“三勤”到“三细”，从“三到位”到“三不少”，从“三必谈”到“三提高”，在白国周班组管理法面前，每一个细小的安全隐患都无处遁形。

如果说白国周班组守护的是安全生产的底线，江苏连云港的雷锋车组则是用真诚的微笑和热情，让金钱浪潮冲击下的社会道德保持着温度。

时光倒推回56年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让新浦汽车总站民兵班的女工心潮澎湃。从那时到现在，她们成千上万次往返于火车站和汽车站，累计免费运送老弱病残旅客超过26万人次，义务运送行李22万余件。

有一种品德，用微笑传递。有一种精神，用崇高诉说。“宁愿自己千般苦，不让旅客一时难”的温暖承诺56年不变，大爱的能量56年不减，时代的责任56年不懈。雷锋车组留下的无形车辙，在人们的心中永不消逝，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光芒闪放。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感慨万千：“老班长没有走，他还活着！”

改革开放转动起商品经济的魔方，跃跃欲试者冲入湍急的市场洪流，成功者拥有了从未想象规模的财富。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基座，轰鸣的机器总是需要有人维护，平凡的岗位总是需要有人坚守。千百万班组把亿万劳动者的心凝聚在一起，就像默默无闻的绿叶和土壤，又像挺起脊梁和胸膛的苍天大树，聚合成改变历史的巨大力量。

2019撞见未来

做好智慧世界的时代答卷

70年前，五星红旗在天安广场冉冉升起。70载光阴，70年奋斗，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从载人航天到深海探测，从青藏铁路到港珠澳大桥，都离不开亿万劳动者的勤劳奉献，千百万个班组更为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作出重大贡献。

2019年12月30日，北京日坛宾馆，新中国70年最具影响力班组发布仪式暨第一届新时代班组高峰论坛隆重举行。

余梦伦班组的名字，不出意料地出现在“新中国70年十大经典班组”的名单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想到，83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竟然来到了会场。他以一个老班组长的身份勉励年轻的班组长们：“世界发展很快，新的成果不断产生。低潮不会阻止热爱，差距更能明确努力的方向，我们要考虑如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班组发展的历史上，新中国70年最具影响力班组的发布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象征着在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趋势里，发轫于工业革命前近现代工厂里的班组，即便是承受技术迭代浪潮的汹涌冲击，依然是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优秀班组的影像。那些浓缩在经典班组的传统，那些浓缩在最具影响力班组的精神，那些浓缩在特色品牌班组的智慧，无不显示着新时代继续推进班组建设的重要价值。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张奕群班组来了。千里穿针，万里引线，他们为导弹设计“最强大脑”。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是空天防御的中流砥柱，用坚韧和执着接近完美，让新时代的中国仗剑前行。

吉林大学黄大年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团队来了。像浪花撞击着梦想的礁石，像熔岩冲出地壳奔涌燃烧。黄大年用生命留下的四射光芒，照亮黑暗的地表深处。他的团队追寻着他的光亮，继续探索未知的地下世界。

国网湖北电力鄂电铁军带电班来了。在旷野或沟涧，在崇山与峻岭，他们以铁塔的雄姿融入自然。渡过河流和阴云，忍受孤独和寂寞，他们以银线的温情弹拨光明。他们用内心最虔诚的信念，铸造着一支铁军的灵魂。

……

面对云集北京的优秀班组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晓钟一再提到“创新”两个字：“面对时代和科技的挑战，必须深化班组创新活动，加快探索现代班组由末端业务执行单元向前端价值创造单元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驱动、知识驱动型组织转变，由专业精细化分工向一专多能、高效协同化组织转变。”

同样让李晓钟再三叮咛的，还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他说：“班组是诞生劳模、工匠的沃土，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形成发展、代代传承的园地。要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领新时代班组文化，培育越来越多的企业工匠乃至大国工匠。”

进入新的世纪，“以人为本”成为班组建设和班组管理的战略支点。伴随着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经久不衰，打造学习型、团队型、创新型、安全型、自我管理型的高效能班组渐成风尚，班组建设更加注重科学化、制度化和人文化，一大批以班组长姓名命名的品牌班组，直接带动了整个班组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

班组正处于信息时代和智慧时代的转换地带，开始由单一功能的执行单元，快速转向兼具决策功能的价值创造单元。多中心、分布式、去权威，以班组成员的能力优化来配合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的优化，成为新时代班组建设的关键环节。

毫无疑问，站在变革的时代节点下，现代班组自我进化的智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成的网络世界，连同协作机器人、工业4.0的发展，都将促使未来的班组形态发生巨变。

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衍进，人的因素永远还是决定性的。对于中国而言，没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劳动者大军，就难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职工强，班组强；班组强，企业强；企业强，国家强。”这样的道理颠扑不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小组全体成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将“梦桃精神代代相传”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桃小组亲切勉励，希望大家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一刻，赵梦桃已经离开人世56年了。她的生命没有足够的长度，她的班组却成为新中国不可磨灭的精神品牌，和马恒昌小组、王进喜1205钻井队一样，在历史的深处熠熠生辉，相伴新时代的劳动者走向未来。

时光就是这样，永远不会辜负每一个人。无论是祖国的天南海北，还是海外的建设工地，在油田，在灯塔，在机器旁边，在矿井深处，在横跨山岭的输电线路上，在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里，千百万个班组和亿万中国工人正在忘我劳作，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奔跑。

以职工为本

中国工会服务站点建设纪事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到职工服务中心，从爱心妈咪小屋到女职工休息哺乳室，顺应职工群体状况的变化，工会服务职工场所服务职工的宗旨始终不变。

当下，无论是“劳动者港湾”还是“爱心驿站”，无论是“暖心驿站”还是“爱心接力站”，职工在哪里，工会服务职工的重要平台载体就出现在哪里。

2021年1月18日，北京。

苏宁小店新街口西里店，一块标有“暖心驿站”四个大字的告示牌摆放在橱窗前，红黄两色的中国工会会徽醒目地显示在左上角。

休息区、WiFi、手机充电、饮水、食品加热、针线包、应急药品、测量血压、打气筒、卫生纸、家政服务折扣、工会京卡优惠活动等12项服务内容逐一在告示牌上列示出来。

当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走进这家北京工会建设的“暖心驿站”，调研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情况。年前刚刚到任的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陈刚也同行参加调研。

今天，有25987个这样的“暖心驿站”散布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每一处“暖心驿站”的中国工会会徽，都在24小时默默温暖着户外劳动者的心。

历经十余载不懈耕耘，中国工会服务职工的场所建设持续迭代铺开，正在向“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广大职工群众”的目标迈进。

发轫：打造“救助港湾”

时光倒流回18年前的那个冬天，天津工会紧急推出的一项举动感动了整个社会。

2002年1月14日，天津市委召开关心困难群众生活专题会议，提出下力量构筑社会保障的三道防线,以企业为主体落实“两个确保”,以街道为主体落实“低保”, 以工会为主体构筑“第三条保障线”,发挥监督保障作用, 真正做到不丢一户, 不落一人。

会议刚刚结束，天津市总工会立即研究落实措施。临界“低保”的困难户怎么办？未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患大病职工双困怎么办？夫妻同时下岗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单亲子女上学交不起学费怎么办？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时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散襄军果断拍板，建立困难职工救助中心，直接面对困难职工提供救助。

从选定一站式服务大厅到购置快速救助车，从制定救助资金管理办法到文明服务标准公开上墙，仅用了三天时间，天津市困难职工救助中心正式打开大门，公开承诺特困救助能当天核实的一律当天解决, 需要多方协调的要责成专人帮助解决。

大年三十傍晚，中心工作人员接到下岗职工王惠芝的电话，立即派人登门探望。王惠芝的丈夫瘫痪在床，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破旧的临建房里，仅靠每月100多元的“低保”和临时打工收入维持生活，家中没有一点过年的样子。工作人员当即决定帮扶400元。王惠芝夫妇热泪盈眶：“真的没想到，大年三十打个电话，你们就能马上登门……”

或许散襄军自己都没有想到，天津市困难职工救助中心最终成为中国工会服务职工站点建设的开端，并由全国总工会统一更名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由此开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在全国各地工会“遍地开花”。

短短5年时间，全国各级工会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2602个，覆盖98.5%的地市和78%的县镇，地市级以上帮扶中心累计发放帮扶款物22.6亿元，帮扶困难职工1546.9万人次。

显然，在社会转型时期，工会理当承担起更多维护职工权益、稳定职工队伍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服务职工的场所，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提供一站式救助、援助和服务，进而依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构建工作网络，在城区设立帮扶站，在街道、社区、乡镇和大型企业设立帮扶点，全域覆盖、上下联动、资源共享，让困难职工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自己的“家”。

就在天津市困难职工救助中心成立5年以后，工会服务职工站点建设收到了中央财政的“大礼包”—2007年，拨付给工会帮扶中心的专项资金比上一年整整翻了一番。

2007年12月11日，全国总工会公开征集选定的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标识正式启用，迅即出现在全国各级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标识由太阳、双手组成，太阳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红日映衬下的“双手”紧紧相扣，体现“帮扶”主旨，同时巧妙地构成了汉字“工”，寓意工会发挥着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这一年，全国所有地市级工会全部建立了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此后，全国总工会继续关注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建设，打造充满爱心、充满阳光的“救助港湾”。各地工会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包括全天候开通12351职工热线电话，做到困难职工随时求助，随时帮扶。

“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带头鼓掌。”曾经被这个“顺口溜”描绘的工会活动形式，就这样不断以服务职工的新形态取而代之。

嬗变：打造“精神港湾”

毫无疑问，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是工会打造服务职工场所的新模式，它创新了以文化宫、俱乐部为标志的固有工会阵地建设，努力延长工会救助、维权、服务职工的手臂。

在广泛建设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之后，中国工会启动了职工书屋建设工程，倾全会之力为亿万职工打造“精神港湾”。

2008年1月，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时任全总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为全国工会“职工书屋”揭标揭牌，宣布将用5年时间开办5万个“职工书屋”，逐步形成阅读条件比较完备、广泛覆盖职工群众的工会读书设施网络。

孙春兰同志为职工书屋揭牌，标志着由全国总工会主导推动的这项职工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工会组织将在职工身边打造一方阅读知识的净土。

这年夏天，100多万册、总价值3200余万元的图书从北京发出，1000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在各地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读书活动，围绕职工书屋蓬勃开展。职工群众骄傲地说，“我们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习站和活动站”。

至今12年间，全国总工会已建成1.32万家全国工会示范性职工书屋，带动各地工会建设不同规模的职工书屋超13万家，覆盖8000余万职工和农民工，有效缓解了一线职工、农民工阅读学习条件不足、读书难、读书贵等问题。

此后，为适应广大职工数字化阅读需求，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上线。历时6年建设，至今已覆盖网站、APP、微信、数字阅读一体机等终端，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特色阅读资源动态更新，真正实现了“一人一书屋，无处不阅读”。

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相比，职工书屋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建筑工地上有“工地微吧”，加油站网点有“流动书吧”……哪里有职工阅读需求，工会就把职工书屋建到哪里。在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升级为职工服务中心之后，职工书屋又承担起职工文化服务的重任。

作为服务职工的文化站点，职工书屋成为推动工会改革创新的响亮品牌。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将职工书屋列入公共文化设施。如今，职工书屋示范点更是出现在第二批全国创建示范活动保留项目目录，成为迄今为止全国总工会被纳入的唯一一项保留项目。

就在职工书屋的牌匾公开亮相5年以后，上海市总工会启动了“爱心妈咪小屋”建设行动，试图为职场“四期”女性提供一个私密、干净、舒适、安全的休息场所。第一批200个“爱心妈咪小屋”的建成，迅即引起全国总工会的高度关注，首先在省会城市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小城市普及推广。

时光荏苒，“爱心妈咪小屋”的名称变更为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但是，为广大女职工提供孕期休息和产后哺乳的宗旨没有改变。2020年三八妇女节前，全国已经有28.6万个基层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覆盖哺乳女职工1857.1万人。

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一样，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离不开规范化的管理和操作。数字显示，迄今至少有27个省级总工会设立专项资金推进女职工哺乳室建设，16个省级总工会制定了管理办法，统一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的标识和色调，统一配备设施、配送物品、专人管理。

在南京，工会推动质监部门制定了《工作场所爱心母婴室建设与星级评定规范》，成为首部面向职工的公益服务类地方技术规范标准。

在贵州，全省已经建成的“母婴温馨小屋”均在工会云手机APP进行了精准定位，形成直观可见的“小屋地图”，定期发布母婴育儿和孕产期哺乳期的知识资讯。

职工书屋和女职工休息哺乳室遍布全国，成为各级工会打造服务职工场所的缩影。顺应职工群体状况的变化，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变成了职工服务中心，扶贫超市、农民工夜校、工会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心理咨询室等服务场所，它们如同中国工会延长的手臂，守候在职工身边，随时提供贴心服务。

今天，从乌苏里江畔到帕米尔高原，从内蒙古草原到五指山下，从首都北京到海外工地，职工在哪里，工会的贴心服务场所就出现在哪里。

聚力：打造“暖心港湾”

时代快速向前发展，新经济浪潮催生了大量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和出租车司机，他们和环卫工人一样，风雨无阻地出现在城市街头巷尾，保障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

工会组织的关注点，这一次聚焦到庞大的户外劳动者群体。依然涉及一连串的问题—他们渴了到哪里去喝水？他们热了到哪里去乘凉？他们冷了到哪里去取暖？他们累了到哪里去歇脚？户外作业时突然下雨，到哪里能借到雨衣雨伞？

2016年，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并在南宁召开现场观摩会，要求各地工会建立以户外劳动者为主要对象的服务站点体系，配备卫生间、桌椅、饮水机、微波炉、应急医药箱等基本设施设备，重点解决饮水、就餐、如厕和休息等实际问题。

47岁的韦小娇是南宁市青秀区的环卫工人，每天带着饭盒出门，中午只能蹲在街边，草草吃上几口冷饭。直到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了一间向自己敞开的小屋，里面不光有饮水机、空调、电视机、微波炉和雨伞雨鞋，还贴心准备了清凉油、创可贴、碘酒和棉签。

从此，韦小娇每天结束上午的清扫后，都会来到这间工会爱心驿站。她终于可以安心地坐下来，用微波炉加热自己带来的饭菜，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就像在家里吃饭一样。

全国总工会发出的通知和南宁会议推出的典型经验，显然得到了各地工会的广泛呼应，为正在应运而生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助烧了“一把火”。

在北京，“暖心驿站”成为首都户外劳动者站点的专属品牌，统一的标识安装在每家驿站的门口，成为工会组织暖心服务的醒目符号。依照“工会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务实高效”的工作理念，“暖心驿站”在中石化加油站、苏宁小店等商业网点全面铺开，至今已经建立了25987家，其中近700家户外劳动者密集区的“暖心驿站”定位上线，职工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找最近的驿站及其服务功能，24小时均可享受贴心服务。

在上海，工会强力推动创设“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依托银行、超市、药房、快捷酒店、企事业单位门卫室挂牌设立，沿街设置，方便户外劳动者就近就便使用。这些站点全部配备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茶桶）、充电排插和桌椅等基础设施，同时增加个性化服务。如今，市级站点已经超过1100家，其中322家升级站点新增健康、生活娱乐、政策咨询等服务项目，进一步提升了户外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江苏，“安康爱心驿站”是众多户外劳动者最青睐的地方，“清凉一夏，供一片清凉，送一杯凉茶；温暖一冬，辟一处歇脚，送一杯热水”。从职工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职工书屋、爱心母婴室、阳光心灵工作室、爱心医院到爱心超市，江苏工会创造性地把这些场所的服务功能延伸进“安康爱心驿站”，把5000多家驿站打造成关爱户外劳动者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富有工会温度的常态化服务。

职工有所呼，工会有所应。正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强调的那样，无论是“劳动者港湾”还是“爱心驿站”，无论是“暖心驿站”还是“爱心接力站”，这些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都是服务职工的重要平台载体。

表面上看，每一间亮出中国工会会徽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都不起眼。但是，一处又一处红黄两色的标识正在让城市街头充满了浓浓暖意。

感人心者, 莫过于情。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凉，冷了能取暖，户外劳动者实现着小小的心愿，工会组织则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广大职工群众。

在2019年的新年祝词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问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和出租车司机，称赞这些户外劳动者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这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又特意走进北京前门石头胡同的快递服务点，看望正在工作的“快递小哥”。

今天，中国工会正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落实王东明主席提出的具体要求，坚持以职工为本，坚持因地制宜，建设更多符合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的服务站点，推动实现在各地全面开花，切实帮助改善户外劳动者的工作休息条件，让更多劳动者享受便捷性、精准性、常态化的工会暖心服务。

工声嘹亮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表达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21年3月，北京。

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但中国已经正常进入了自己的“两会时间”。

就像以往每一次全国两会一样，一个又一个维护亿万劳动者的话题，再一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的关注焦点。

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当天上午，“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发布“两会同期声”，聚焦全国人大代表、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的审议发言。

依照“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的报道，陈刚在审议发言中表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工会要“站出来”，维护这些互联网衍生职业者的合法权益。

“北京时间新闻”从属于北京官方新媒体“北京时间”。截至本期《中国工人》杂志发稿时，陈刚发言的这一条短视频获得的“点赞”，至少高出“北京时间新闻”视频号发布的其他“两会同期声”6倍以上，转发量更是达到18倍。

事实上，回看近年全国两会的议政焦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表达一直引人注目。从工资增长、安全生产到大国工匠…… 工声嘹亮，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每一份提案

每一次维护

就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召开的当天上午，全国总工会官微发出热文—《你还记得这些工会“好声音”吗？》。

源自全总办公厅和媒体公开报道的这篇热文，回顾了近年与职工生活息息相关的总工会界别提案，赞扬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发挥贴近职工、贴近基层、岗位专长等优势，为职工发声，为改革建言，唱响了界别“好声音”，凝聚了职工正能量。

当时发布的“职位简介”显示，这一岗位的主要职责包括做好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工会执委（代表）提案相关工作，同时包括做好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服务工作。

在接受《中国工人》记者采访时，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代表处工作人员证实了上述岗位职责。每年政协大会召开前，代表处会协助工会界委员汇总梳理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口头发言、大会发言和委员提案。

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每年都要提交大量提案。其中，由总工会界别统一提交的界别提案，显然分量最重。

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总工会界别提交了《关于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提案》，聚焦全国8400万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直言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整体上十分薄弱，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些新业态企业刻意规避劳动法律，借助自身强势地位，使用各种方法避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将相当一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置于“裸奔”状态；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难以被直接界定为劳动关系，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突出困难；

—由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未能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面临很大的职业风险，尤其是从业过程中发生伤害时无法享受工伤待遇；

— 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普遍存在，大多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中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担和精神压力；

—平台企业借助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优势单方制定修改接派单规则、提成比例、奖惩规定等，致使相当多的劳动者被“困在系统里”，民主管理权利无从体现。

在这份界别提案里，总工会界明确提出完善法律政策、加强执法监管和强化行业自律三点建议，呼吁立法机关消除适用劳动法律上的现实困难，人社部门尽快研究完善适应新就业特征的参保缴费政策，切实加强政府对新业态企业的执法监管。

此间人士分析，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劳动权益陷入盲区的窘迫境遇，显然开始受到中国工会的高度关注。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在北京代表团的发言，总工会界为“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提出的界别提案，清晰地显示出“站出来”已经在工会系统形成广泛共识。

此前，全国政协总工会界提出的多项界别提案，相继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同，提案里的意见和建议，迅速在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中得到落实。

2018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收到总工会界提交的界别提案—《加大城市困难职工帮扶解困力度，推动困难职工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一界别提案由总工会界63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将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纳入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通盘考虑，着力解决社会救助“碎片化”“断崖式”和“低保捆绑式”问题，进一步重视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产业、经营困难的沿海出口加工产业、“僵尸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

当时，覆盖城市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政策仍然较为薄弱，对城市贫困人口特别是困难职工群体考虑不够，城市扶贫制度对困难农民工和支出型贫困群体覆盖不足，国家针对厂办大集体企业、资源枯竭城市、独立工矿区等区域性职工困难出台的政策，没有形成有效合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界别提案的主要建议很快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加大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帮扶和保障力度确定为工作要点，“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度”被写入第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全国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表彰了100件有影响力的重要提案，《加大城市困难职工帮扶解困力度，推动困难职工同步迈入小康社会》榜上有名，彰显工会为劳动者权益表达代言的力量。

每一次发言

每一次表达

2021年3月3日，李守镇委员赶到驻地宾馆报到。从2013年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算起，这已经是他第9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尽管已经过去了4年，依然有熟悉的政协委员向李守镇提起他的大会发言。在作为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过程中，2017年的那一次发言无疑是李守镇的高光时刻。

2017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按照当天的大会发言安排，代表全国总工会界别发言的李守镇委员排在第一位。

至今可以在互联网上回看的现场视频中，李守镇大步走上主席台，站定在发言席，面前一字排开5个麦克风。会场两侧的大屏幕上，显示出他的名字和发言题目—《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打造更多“大国工匠”》。

“我这里有两组数据……”李守镇用一串令人深思的数据开始了自己6分45秒的发言。

“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1个美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我们13个人创造的财富。”

当时在现场旁听大会发言的媒体记者普遍认为，正是这种注重数字化呈现的表达方式，让李守镇代表全国总工会界别提出的三点建议更具力量—

第一，切实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举措落实到位。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和主抓手，尽快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第二，构建高素质产业工人培养体系，依法保障产业工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

第三，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切实畅通产业工人发展通道，叫响做实“大国工匠”品牌，培育尊重劳动尊崇技术的文化土壤。

当时，李守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这一次大会发言产生的社会反响，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从那时到现在，全国总工会界别2017年推出的政协大会发言里提出的建议，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推动职工技能提升的文件，国家各部委和全国总工会陆续出台了60多项政策文件，至少有143个国家技能职业标准正式颁布，专业技术人才的发展贯通试点政策亦已出台，“大国工匠”成为最受社会尊敬的劳动者。

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中，大会发言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反映不同党派界别声音的重要形式，一直有“群言堂”的美誉。李守镇委员在2017年代表全国总工会的大会发言，更严格的说法应当是“大会口头发言”，以便与“大会书面发言”有所区别。不过，由于口头发言都是在政协大会上进行，人们通常把“大会口头发言”简略为大会发言。

当李守镇委员在政协大会打响“大国工匠”品牌之前，全国总工会推出的另一次大会发言《关注生命安全  筑牢安全红线》，直接触碰事关劳动者人身权益的核心问题，同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2014年，全国发生各类安全事故29.8万起，死亡6.6万人，数字触目惊心。随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总工会代表广大职工群众振聩发声，围绕安全意识淡薄、安全责任不落实、管理监督不严格、“打非治违”不得力、安全培训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发出警告。

2015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的李世明委员，代表全国总工会界别进行大会发言。

作为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李世明参与了众多重特大事故的处理，惨烈事故现场的绝望哀号和骤然消失的劳动者生命，让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安全”两个字的分量。

6年以后的今天，李世明依然认定他的大会发言主题是最正确的选择。“安全工作最大的困惑是，血的教训为什么要用人的生命去验证？！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得不到保证，我们党就没有力量，工人阶级就没有力量。没有生命权和健康权，就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像李守镇一样，李世明在人民大会堂的政协会场表达自己的主张。他的发言里，一连串的排比句让会场变得更加寂静。

“尽管我国已有许许多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但单位知道不等于社会知道，专家明白不等于群众明白，内行害怕不等于外行也害怕，政府担心不等于公众都担心。那些不知道、不明白、不害怕、不担心的人，最容易触动事故扳机或受到事故伤害。”

李世明代表全国总工会提出筑牢安全红线的四点建议，在国家层面，将安全工作提升为国家战略；在企业层面，强化安全立法、严格执法；在社会层面，开展全民安全素质提升运动；在个人层面，大力提倡主人翁精神，发现安全隐患，制止安全事故。

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里，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一共进行了7次大会发言。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次大会发言外，其余5次大会发言亦在人民大会堂里赢得热烈掌声。

2010年和2014年，张世平分别作了《坚持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职工收入分配权益》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广大职工共享发展成果》的大会发言。

2011年，徐振寰作了《以劳动关系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在推动科学发展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大会发言。

2012年，张鸣起作了《依靠劳动尊重劳动倡导劳动  充分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的大会发言。

2013年，段敦厚作了《大力提高职工素质  助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大会发言。

历史的印记里，工声嘹亮，留下了中国工会为劳动者利益仗义执言的坚定表达。

每一项使命

每一次担当

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安排了一系列大会发言。其中，黄炎培发言11分钟，84岁的司徒美堂发言连同翻译用时13分钟。文革时期，政协大会发言制度中断。直到1983年，这一民主形式才重新恢复。

全国政协大会期间举行的大会发言，被称为“协商民主的讲坛”，在政协委员的各种参政议政方式中，最具影响力，“争抢”相当激烈。每年三四十个登台发言名额的分配，遵循“质量第一、统筹兼顾、党派优先”的原则。

显然，每一次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都是中国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有力表达。为争得这样的机会，全国总工会相关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

李守镇委员进行大会发言的那一年，政协会议一共收到437份发言稿，最终能够入选的发言仅占十分之一。只有问题抓得准，建议提得实，说真话，谏诤言，才能进入遴选者的视野。

工人家庭出身，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再加上大量日常调查研究，李守镇积累了丰厚的发言素材。但是，真正开始动手准备1400字的发言稿，他还是慎之又慎。特别在发言的前两天，大会通知自己是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于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高度重视，每一字都要再三斟酌，唯恐辜负了这一次为劳动者发声的机会。

李世明在大会发言前，也曾经担心安全话题能不能引起会场的关注，能不能达到想要的发言效果。刚刚说了前几句，他就知道这一次的话题选准了。因为问题和建议烂熟于心，他几乎不用去看讲稿，东北口音所特有的生动，更把会场的每一个人都带进触目惊心的安全问题之中。

如今，李世明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也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对于安全与职工生命的关注程度，依然没有半点淡漠。作为中国职工技术协会理事长，他正在新的领域里继续为劳动者的权益孜孜耕耘。

李世明告诉《中国工人》记者，全国两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必须努力发出工会的声音。工会的声音越响亮，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工会的每一次发声都要有立足工会自己的特点，不能离开工人和企业，进行的调研要落到基层，拿出的数据要有影响力，表达时要用工人语言，提出的问题首先要自己抓好，再去推动各个部委落实。

除了大会发言，书面发言、界别提案和委员提案同样重要，都是政协委员代表民意、务实建言的途径。如果问题和建议具有现实针对性，同样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反响。

来自全总办公厅的信息显示，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聚焦不同时期职工队伍、权益保障、经济发展和工会作用发挥等，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大量的提案建议，涉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职工分流安置等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201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总工会向大会提交界别提案，建议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时间恢复到3天，拼接上双休日，组成一个5天小长假，从而更好地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9年1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明确规定了2020年劳动节的放假调休日期—5月1日至5日放假调休，共5天。2020年1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里，继续沿袭了“五一”5天小长假的做法。

另外一个得到快速采用的提案，同样来自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

2020年5月21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全体与会人员首先默哀1分钟，对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这样的特殊安排源自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冯丹龙的一份提案。2020年2月19日，冯丹龙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默哀的提案》，全文不足130个字—

2014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全体委员曾为在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遇难的群众默哀。为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和去世的群众表示哀悼，建议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上，全体委员默哀一分钟。

2月20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明确答复“急事急办”。大会正式召开前15天，冯丹龙接到通知，确认大会议程有1分钟的默哀仪式。

“每一个字，都要对劳动者负责”，这是总工会界别政协委员的共同心声。他们充分酝酿、深入调研、反复论证，交出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提案，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反映职工群众的诉求，努力推动解决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实际问题。

今天，由于受到全球疫情冲击，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所有这些，都对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出了挑战。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展望“十四五”，各级工会要团结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功立业。

毫无疑问，为劳动者代言发声，这是中国工会必须继续承担的历史重任。

每一份提案，每一次维护。每一次发言，每一次表达。每一项使命，每一次担当。

两会会场，工声嘹亮。

那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表达。

那是亿万劳动者信赖的未来和希望。

蹲点百日

一场从50人开始的改变

天津、河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云南、陕西……15个蹲点工作组，就像是15支先锋队和突击队，更像是15个直接交壤劳动关系敏感地带的前沿哨站。一场从改变50人到改变更多工会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蹲点实践，就这样拉开了大幕。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采访 | 本刊蹲点采访组  执笔 | 李瑾

年8月，南京、郑州、扬州等地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骤然紧张。

此刻，《中国工人》从北京派出的七路采访小组，正在赶往深圳、西安、抚州、宁海、合肥、石家庄和天津，实地探访全总机关干部基层蹲点的真实场景。

3个月前，全国总工会正式启动全国工会系统机关干部蹲点活动。全总机关直接派出15个蹲点工作组，深入劳动关系情况比较复杂的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和县级以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推动工会工作和探索蹲点长效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是中国工会最高领导机关罕见地同时派出50人规模的“蹲点大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和担当—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变成“浮桥”“断桥”，不能让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变成“空中飘带”。

新挑战，新风险

时光还记得那个秋天。

2018年10月29日，北京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当天播发的2200余字消息，集中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其中，“职工”先后出现34次，“基层”先后出现4次。

从“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到“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从“把力量和资源向基层倾斜投放”到“深入基层一线”，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勉励工会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把群众观念牢牢根植于心中。

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工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守正创新、积极作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工会改革创新，职工队伍的基本面总体稳定，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与此同时，随着外部内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我国劳动关系领域面临新的矛盾和风险，引起中国工会的高度关注。

2020年4月10日，全总十七届三次执委会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强调，劳动关系协调面临新问题、新难度、新挑战和新风险。疫情促进了共享用工、平台用工等灵活用工方式加快发展，也出现了更多非合同制或自雇劳动者及临时性劳动关系，传统的劳动关系规制难以适应。

11个月后，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履新不久的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表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了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一大批互联网衍生职业者。工会要“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应对新的形势变化，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工会工作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对暂未建立工会组织的重点劳工领域和矛盾频发的企业所在区域，各级工会要上门督导，探索派工会干部到基层蹲点，接受问题反映，帮助解决困难。

随后，王东明同志对开展全总和工会系统机关干部蹲点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全总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实施方案》迅速制定出来。

依照这一实施方案，全总党组决定选派50位机关干部，分为15个工作组赴基层蹲点，重点赴劳动关系矛盾突出、工会工作薄弱和未建会企业所在地区开展工作，“宣讲一次政策、提出一批建议、制定一项制度、形成一份报告”。

消息传出，全总机关干部热情高涨、踊跃报名。最终选定的50位蹲点干部里，局级14人，处级22人，科级14人。15个蹲点工作组，就像是15支先锋队和突击队，更像是15个直接交壤劳动关系敏感地带的前沿哨站。

2021年5月11日，全总机关大楼六层，蹲点活动动员大会会场。天津、河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云南、陕西……15个蹲点工作组的名单逐一公布，人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这些勇敢迈向基层的前行者致敬。

一场从改变50人到改变更多工会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蹲点实践，就这样拉开了大幕。

近距离，零距离

由北京南下1500余公里，D739次动车开行13个小时后，经停王安石、汤显祖的家乡江西抚州，停车时间2分钟。

58岁的江西蹲点工作组临时党支部书记、组长孙涛，带着工作组成员李学敬、邢艺，正式入驻这座城市西北部的抚北工业园区。

如果说全总机关大楼到抚北工业园区的距离是1500公里，那么蹲点工作组到园区职工的距离则是7个小时—7时26分走下动车车厢，14时30分出现在职工座谈会现场。

“离一线职工的距离越近，我们的心里就越踏实。既然是蹲点，就要蹲出禾苗扎根沃土的感觉，这样才能有思想收获饱满麦穗的金色秋天。”作为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孙涛更习惯于用禾苗和麦穗去描述自己的“蹲点观”。

近一点，再近一点。全总机关第一轮派出的15个蹲点工作组，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沉下去，沉到最基层的职工群众中间。

就在江西蹲点工作组到达抚州的那天，浙江蹲点工作组王强、胡止水、周元同步抵达宁波市宁海县。在一次次走访和一次次座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与职工之间，还带着隔阂的距离感。

当时，工作组居住的地点距离蹲点目的地高坛工业园区25公里，单程通勤需要1小时20分钟。王强说：“一线职工对我们太客气了，这样不行。我们要搬家，搬到职工宿舍区！”

到达宁海的第11天，王强带领工作组撤离了县城旁边的驻地，搬进了高坛工业园区龙头企业华英伦公司职工宿舍。他们穿上蓝色工装，吃起职工食堂，住进职工宿舍。周元说：“距离近了，我们与职工之间出现了微妙变化，他们慢慢开始信任我们，愿意沟通和倾诉。”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实现人与人的“近距离”，只是蹲点工作组走出的第一步。真正考验50位蹲点干部的难关，还是如何与职工们实现心与心的“零距离”。

从“近距离”到“零距离”，看上去只有一字之差，做起来却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广东蹲点工作组进驻的是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要想在美团（深圳）公司的眼皮底下推进外卖骑手入会，“难度系数”可想而知。当地工会干部想去站点开展工作，被当成推销人员拒之门外；想带着清凉饮料到骑手晨会地点宣传入会，却因为站长告知的假地址扑了个空。

同样的困难，出现在一位又一位蹲点干部的面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放下身段，用真诚去打动心存戒备的企业主和劳动者。

进驻合肥的第二个星期天，安徽蹲点工作组悄悄来到新桥高速服务区。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在货车司机每隔四个小时必须强迫休息的20分钟里，尽快与司机成为能够交心的朋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组长武建光说，“这么短的时间里，有的司机要去洗手间，有的司机想要睡上一小会儿。不先做好功课，根本没人愿意多聊几句。”

“离开家几天了？”“孩子谁来照料？”“买车的贷款什么时候才能还完？”精心准备的话题，猝然打动了货车司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甚至有人在蹲点干部面前放声大哭：“没想到，还会有人这么关心我们的生活。”

心与心的“零距离”，让蹲点干部在生活的大课堂里，开始与一线劳动者同频共振，思想意识里有了更多的温情，工作规划里有了更多的责任。

“劳动情怀”的种子，就这样在每一位蹲点干部的心里生根发芽。

每一个蹲点的日子，都是一次淬炼，都是一次陶冶，都是一次升华。

苟日新，日日新

3个月至6个月，是全总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工作手册里标注的时间。

6月12日至14日，端午节小长假。如果蹲点在十一黄金周以前结束，那么这就是唯一的一次小长假。

这三天，陕西蹲点工作组组长姜文良选择留在西安。从早到晚，他在房间里反复盯看自己绘制的那张逻辑思维导图，蹲点重点工作和主要项目被列成不同板块，每个板块细分成一个又一个层级，落实到小项、要点、步骤和责任人。事实上，这张思维导图，随着蹲点工作的持续，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从抵达西安开始，蹲点工作组就没有了上下班和节假日的概念。睁眼就是工作，躺下才算下班，每天固定的学习结束已是凌晨。他们采用“地毯式调研”的方式，走遍了1000平方公里的西安高新区，包括12个街镇和7个产业园区，一个不漏。

腰病复发，姜文良不得不绑着护腰止住疼痛。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去组织一个重要的“饭局”，被邀请的人是西北雄鹰卡友会渭南合阳分支的“领导层”，影响着近400位货车司机。“饭局”过后第二天，“领导层”给蹲点工作组发来“一定建会”的承诺。

不让每一个蹲点的日子虚度，同样是河南蹲点工作组的心声。那场震动整个中国的特大洪涝灾害，考验着刘小琴、伍德道、崔征和石晶晶。入驻新郑市华南城工会联合会的4位蹲点干部，勇敢地冲在前面，成为工会防汛救灾的先行者。

未等暴雨停歇，组长刘小琴带着大家蹚水查看华南城商户的灾情。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一边参与统计受灾职工情况，一边直接向全国总工会和省市工会报告灾情。很快，310箱应急物资送到华南城行政中心，工会系统的5万元慰问金同时到位。

深入基层蹲点，磨炼提升的是工会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真正俯身生产第一线，他们猛然发现，工会工作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对象、领域、任务、方式和环境，传统的线下型、单向型工作方式逐渐落后于时代，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需要由更长的工会手臂延伸过去。

在大庆，黑龙江蹲点工作组在被拒绝沟通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沟通联系，好不容易走进一家科技公司的大门。通过敞开心扉的对话交流，他们和企业经营者首先围绕困难职工帮扶达成共识。两个多小时以后，这家公司终于表示愿意尽快成立工会组织。

在陆家嘴，上海蹲点工作组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聚焦快递员群体进行个案访谈。为了方便快递员同时分拣投送物品，访谈地点就在堆放着货物的货架旁边。站着提问，站着回答，被尊重、被倾听的这一刻，让那些每天负重前行的劳动者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在苏州，江苏蹲点工作组走进木桥公寓集宿区联合工会开设的新市民夜课堂，和外来务工人员一起学习水彩画，互相展示作品，开心合影留念。正是在这样水乳交融的气氛里，他们更加明晰了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路径和服务方式。

在重庆，重庆蹲点工作组熬了几个通宵，准备了一份“接地气”的工会专题宣讲。从受众角度找切入点，把大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只为让宣传内容讲到企业管理方和职工的心坎上。推进会召开仅1周后，两家“难啃”的非公企业工会筹备组同时成立。

根基在职工群众，血脉在职工群众，力量在职工群众。

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全总机关蹲点干部，就这样读懂了“一口热饭、一张床铺”对劳动者的珍贵，书写着“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全新答卷。

蹲下去，站起来

全国总工会启动机关干部基层蹲点活动，骤然引爆了各级工会选派优秀干部沉入基层的热潮。

就在全总机关15个蹲点工作组离开北京的一个月后，便有23个省级总工会制定蹲点活动方案。最新统计显示，截至8月13日，全国31个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均制发工作方案，部署开展蹲点活动，除江苏因疫情影响，其余30个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本级蹲点工作组已进驻基层。

规范基层工会建制，这是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聚焦点—

辽宁省总工会第一蹲点工作组入驻沈阳市大东区汽配行业工会联合会，把蹲点工作任务与当地工会相关工作进行融合，全面宣传工会组织职能和工会工作内容，很快便和3家企业达成建会意向，同时为企业工会兼职工会干部的工作补贴等共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这是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发力点—

在安徽芜湖，市总工会机关组成4个蹲点组，县市区工会组成17个蹲点组，摸底排查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推进楼宇工会、市场工会建设，推动网约送餐员和护工护理员等八大群体入会，为他们送上2645份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险和3000份关爱慰问礼包。

推动企业依法建会，这是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关键点—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蹲点干部自我加压，走访调研72家基层企事业单位，围绕建会入会、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和职工互助保障问题进行政策宣讲和专题培训，先后与19家企业达成建立工会的一致意见，有的已经完成了依法建会。

这些地方工会蹲点实践的丰硕成果，印证着全总机关率先启动的基层蹲点活动正在产生功效，推动工会工作和探索蹲点长效机制的双重任务明显推进，解决了一批问题，办成了一批实事，形成了一批成果，锻炼了一批干部。

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高度重视此次蹲点活动，一直密切关注各蹲点工作组的进展情况，分别下到工作组所在街道社区，了解蹲点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态势，虚心向基层工会干部学习，多深入基层和一线职工了解情况，找准问题，提出对策，保证蹲点活动取得实效。

当基层蹲点的日子行将翻过100天的时候，每一位蹲点干部都找到了自己的骄傲时刻。

让刘世超、李琦彦、韩建旭开心的是，深圳美团的大楼里挂上了工会的牌匾，淮安航道一站的67位骑手全部成为工会会员，“从一个不入，到一个不剩”，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让胡止水、周元开心的是，冰箱、微波炉、净水器已经放进了宁海县高坛工业园区户外劳动者驿站，新建的影音室已经成为职工休闲娱乐的场所，园区工会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推出就业、订餐、交友的新服务模式。

让李学敬、邢艺开心的是，江西工作组确定的“我是工人”实践活动，不仅把汗水留在了生产流水线和餐具清洗车间，更让自己当了一周工人的两家企业打开了同意建立工会的心扉。

让时银龙、何紫凌、闭柳萍、李姗珊开心的是，借助基层工会劳动争议调处的亮点工作，终于敲开了一家十年拒绝建会的企业大门，用服务先行的理念和行动取得外商独资企业对中国工会的理解与认同。

让姜晓捷、景思詹、钟扬开心的是，新建会的企业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四有”要求建会，配备职工小家。其中一家企业还率先组织了一场职工趣味运动会，找到了开启员工内心之门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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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蹲点的每一天，同样是全新的每一天。

姜文良一直记得7月18日这一天。70岁的“抓斗大王”包起帆长途奔波，专程从上海赶到西安，慰问陕西蹲点工作组。每每想到老劳模风尘仆仆的身影，忍不住的关怀，忍不住的感动。

王强记得的则是7月24日，台风“烟花”经过宁波宁海的这晚，他和当地干部职工们一起“抗台”。大雨中，他们顶着大风，边撑伞边打着手电巡视园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强体会着基层工作的不易，也和当地职工的心贴的更近了。

时至今日，全总机关干部基层蹲点活动还在进行中。50位蹲点干部好比50粒种子，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好比土地。他们用自己的蹲点实践生动彰显着，工会干部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合起来，在火热劳动的沃野上生根开花，去奋斗，去奉献。

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就这样在基层蹲点的实践中又迈出了扎实一步。

中国工会与亿万职工更加水乳交融的时刻，就是更加充满活力的时刻，就是更加坚强有力的时刻。

请让我来保护你

1993—2021：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困境与暖冬

入行门槛不高，似乎成了新就业形态的标志特征。除了去产能行业的离岗工人，外卖骑手成为进城打工群体的热门选择。一辆电动车，一张健康证，一部智能手机，这就是全部的上岗条件和生产工具。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21年11月4日，北京。

西长安街边的全国总工会机关大楼里，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见证下，“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正式启动。

简短庄重的启动仪式上，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明确提出，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把党中央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从这一天起，依照全国总工会的统一部署，各地工会同步行动，送思想文化、送身心健康、送平安保障、送温暖关爱、送工作岗位、送技能提升，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听得见工会声音，看得见工会身影。

从这一天起，无论是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还是货车司机，这些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的进步，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的劳动者，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工会组织的温暖力量。

时光回转到26年前。

北京中关村竖起了一块对大多数人来说似懂非懂的广告牌，却最终写入历史深处。那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大字—“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 1500 米”。

向北1500米，那里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此时，今天的互联网大佬们要么在摆地摊，要么在电信局工作，要么当程序员，要么在开发寻呼机。

比中关村那块广告牌稍早出现的，是现在已经深深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快递公司。

1993年，20岁的聂腾飞创办了“申通”。5年以后，聂腾飞因车祸离世，他的弟弟聂腾云离开公司，成立“韵达”。2000年，聂腾飞之妻兄的小学同学，劝木材生意亏损的丈夫喻渭蛟创办了“圆通”。2002年，与他们一同长大的赖海松成立“中通”。

由聂腾飞而起的这些快递公司不断创立的时候，同样是在1993年成立的“顺丰”藏在深圳的一处小卖部后面，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旁边还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仓库。媒体后来描述说，仓库的窗户用砖头封得死死的，大照明灯常年亮着，两三百个小工忙得汗流浃背。

彼时，或许没有人能想到，这些看上去粗陋低端的快递业务，竟然能够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敲锣开市。

更没有人能想到，正是这些风扇下忙碌的“小工”，后来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主力—快递员。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经济业态攻城略地，迅速吸纳着成千上万涌入城市的劳动人口。

2008 年，上海交大的一位在读研究生和朋友一道，创建了互联网订餐平台“饿了么”。随后几年，美团外卖、百度外卖迅速崛起。今天，那些蓝色或黄色的身影穿梭在城市街巷，早已促动了一个新兴职业的出现。

在另外一条互联网赛道上，庞大的交通出行需求成为新商机。2012年9月，滴滴打车上线。4年以后，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网约车”入选十大新词。与此同时，伴随着货运平台企业的出现，货车司机的概念超越了原有的汽运公司员工，开始有了互联网衍生从业者的新身份。

这是一次席卷城市劳动人口的变革。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快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生产模式，业务持续迭代更替，依托互联网衍生出越来越多具有第三产业特征的服务岗位。

2016年的“双11”，借壳上市的“圆通”就以8000万件的惊人数字，成为当年揽收包裹数量最多的快递公司。同一年，中国外卖市场的规模暴增到1800多亿元，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

此后，伴随着几何级数变化的加速度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军快速膨胀。从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到货车司机，最终形成了一个8000万人规模的就业群体。

2021年2月，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依据这一权威报告，在突发疫情冲击下，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表现出巨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2020年市场交易额超过3.37万亿元。中国就业形势能够总体稳定并好于预期，得益于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在滴滴平台的专职司机，超过20%是因为下岗、失业而开起了网约车。美团平台上，35.2%的骑手来自工厂工人，31.4%来自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

“共享经济”，这个曾经让人们感觉新鲜的词汇，如今，它已经和奔忙生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紧紧相连。

“This is not the end．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But it is，perhaps，the end of the beginning”，这句著名的英文演讲内容，或许更能生动描述澎湃而来的新经济劳动者。

是的，“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只是序幕的结束”。

不断衍生的新经济就业形态，被罩上了“时间自由＋收入高”的模糊光环，让千百万年轻人有了“进工厂”还是“送外卖”的选择。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劳动力迁移显出几分沉重。普工、技工、班组长，一些好不容易实现了自己曾经憧憬的“从农村到工厂”跃迁梦的人们，向内看，满眼皆是工厂流水线的沉闷枯燥；往外看，平台经济里快速奔跑的新岗位充满新鲜和“自由”。重新选择成为潮流，他们的身份就这样变成了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

依据美团发布的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2018年的美团外卖骑手中，31%来自去产能行业的工人，16%来自餐饮从业人员，13%来自个体户，12%来自快递员，8%是其他平台的骑手。

《南方周末》则披露，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93万人是去产能行业的离岗工人。平台企业催生了大批门槛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种—开网约车、送外卖、送快递。

入行门槛不高，似乎成了新就业形态的标志特征。除了去产能行业的离岗工人，外卖骑手成为进城打工群体的热门选择。一辆电动车，一张健康证，一部智能手机，这就是全部的上岗条件和生产工具。

与相对较低的门槛相比，坊间传说的那些新就业形态的岗位收入，也吸引着年轻人的从业选择。《中国工人》记者在北京、西安等地采访发现，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的收入大多超过当地制造业的普通工人。至于那些即便是贷款买车的网约车司机，也往往对自己收入“比较满意”，何况“干上这行也算是进入了‘有车族’行列”。

然而，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职业，真的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面临的全部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2017年1月2日，上海。新年假期的欢快气氛，让整座城市盎然着生机。

14时15分，伴随着猛烈的撞击声，一辆小客车在同普路口与一辆电瓶车相撞，电瓶车上的外卖配送员被撞飞后翻滚倒地，送餐箱散落在洒满血迹的事故现场。

当地媒体发布消息称，这位25岁的外卖配送员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监控显示，他骑着电瓶车停在路口斑马线上等候，左右张望后开始穿马路，而此时，行人信号灯依然是红灯。现场目击者则说，“机动车可能抢了黄灯的一两秒时间”。

这是一起不需要报道死亡者姓名的交通事故。人们在手机刷屏时一带而过，甚至还会不解外卖配送员为什么要争抢那几秒钟的时间。

4年以后，一篇引起社会震动的调查报道做出了回答，成千上万“困在系统里”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

依照《人物》杂志的描述，一家风头正劲的外卖平台在4年内加速了3次配送时间—同样的距离，包括取餐、等餐和送餐在内的配送时间，由1小时变成38分钟。另一个数字显示，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的单均配送时长，3年内减少了10分钟。

3年抑或4年，城市交通越来越拥堵，住宅楼、商务楼越来越高，人员进出管理越来越严苛，所有这些都在消耗着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时间。外卖配送员和实时智能配送系统的“作战”，就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役”，里面充满了无奈和悲壮，只能选择“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交通事故与超时压力，仅仅是外卖配送员所处困境的一个缩影。与以往工厂化生存截然不同的就业方式，把更多的问题埋潜在看不见的“水面之下”。更加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尽管呈现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外卖配送员所面对的困境，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同样都会遇到，看似自由中的无可选择，有时甚至还会更为窘迫。

互联网衍生出来的新行业新岗位，无论是劳动关系还是职业防护，往往都是规则和监管的薄弱之地。一旦出现摩擦和冲突，原本就处于裸奔状态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必然处在弱势的位置，几乎无力进行理性反抗。

直到今天，很多老资格的外卖配送员还在回忆2016年的春节。

当时，几大外卖平台正在为了市场份额进行“死磕”，业务链条最末端的配送员骤然成了“香饽饽”。这家平台提供返乡补贴，那家平台报销返工车票，手握巨额融资的平台经营者“杀红了眼”，配送员底薪和外卖配送费动辄就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数字。

连番对垒，市场份额格局渐成。挥金如土的浪潮退去以后，那些在厮杀血拼中存活下来的资本巨头，迫不及待地转头回来进行“收割”。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调研发现，超过70%的外卖员是无底薪计件工资。即便是一些配送站点所声称的底薪，也需要达到一定的单量才能拿到，否则依然是按单计价。最初平台为吸引从业人员给出的待遇，已经随着市场竞争和供需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调整。

显然，类似的变化不仅仅出现在外卖平台，而是普遍出现在几乎所有互联网衍生行业。包括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在内，成千上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踏入了一个劳动权益呈现不确定性的模糊地带，随着平台在某一领域的壮大并成为头部企业，数量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乎“权益”的话语权变得弱之又弱。

一份面向北京快递员和外卖配送员的调查报告披露，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7.62岁，但其中57%的人已经结婚，55%的人至少有一个孩子。

另一组关于外卖配送员的调查数据显示，38.8%的人每天工作时长达11个小时至12个小时，28%的人每天工作时长达12个小时以上。同时，56.58%的人没有从企业得到安全防护设备，39.47%的人没有接受企业定期安全培训。

一个又一个数字，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推到聚光灯下。

劳动合同订立权受到侵害，劳动报酬权益受到侵害，休息休假权益受到侵害，劳动安全权益受到侵害，职业培训权益受到侵害……在这些侵害的背后，同样严峻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维权组织和途径。在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完善的背景下，直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具体政策依然供给不足，互联网经济的特性往往成了资本漠视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

在互联网上，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配送员的时间不到10分钟，其中还包括将近5分钟的审核环节。注册页面的提示条款称，“当您按照注册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阅读并同意本协议且完成全部注册程序后，即表示您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本协议的全部内容”。

然而，那些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企业一方自行制定的“游戏规则”，排除了“劳动关系”的概念，表示劳动者与平台之间“不适用《劳动合同法》”。这些涉及权益和责任的关键信息埋藏其中，只要注册人随手点一下确认键，企业就轻松立于不败之地。

在社会学者看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可以被定义为“下载劳动”，下载APP的过程不仅是下载一个辅佐完成工作的工具，更是“直接进入了一套精密的劳动控制模式”。平台企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数据信息，传统的生产资料几乎完全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同时转嫁的，还有劳动权益的成本和社会原子化的代价。

所谓社会原子化，就是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独自面对整个社会。他们在算法和系统的控制下，忍受疲倦奔跑着以满足系统的要求。他们想不到的是，当算法发现原来可以更快的时候，系统也会再次加速。

有就业无门槛，有劳动无单位，有上班无下班，有报酬无工资，有风险无保险……互联网衍生行业失衡的劳资关系，引起党和国家决策层面的高度关注。

2018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快递小哥”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庄重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31天后，习近平总书记结束在北京市前门东区看望慰问乘车返回途中，特意走进位于前门石头胡同的快递服务点，看望仍在工作的快递小哥，了解他们工作和生活情况。

2020年5月2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联组会。习近平总书记听取相关发言后明确指出，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保障问题，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中国工会迅速行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等进行研究、提出要求；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等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建会入会作为工作重点，全力以赴、扎实推进。

进入2021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密集出现在中国工会的文件和活动中。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全国总工会直言，大多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中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担和精神压力，平台企业借助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优势单方制定修改规则，建议坚决制止刻意规避法律、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短期行为。

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正式印发，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建会入会，探索适应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不同职业特点的建会入会方式，主动参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制定，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开展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和劳动用工“法律体检”活动。

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积极回应地方和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围绕“怎么建”“入到哪”“怎么入”“怎么管”“如何吸引”等关键环节作出规定。

10月28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广东、海南等地的上百个分会场里，全国非公快递企业5万职工集中宣誓入会，同时获颁会员证和中国工会会徽。

与此同时，各地工会全面行动—

广东省总工会和广州市总工会等联合开展集中慰问活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服务，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态化送温暖专项资金，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疗休养活动；

江苏省总工会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四类群体，依托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建设职工书屋、读书角和流动书吧，向新就业形态群体赠送健康体检，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工会职工互助保障范围；

辽宁省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以“双11”为时间节点，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发放温暖大礼包，推进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

上海市总工会按照“条里牵头、块里兜底、属地建会、在地服务”的原则，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组织上扩大覆盖，在服务上实现平台企业工会和地区工会双重覆盖，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服务和保障。

……

时逢寒冬，那些奔忙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和货车司机，感受到来自工会组织的温暖。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知识50问》，成为他们随身携带的“权益指南”，获得感有了，保障感强了，归属感多了！

一切曾经的难点正在被一一不断打通。平台公司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比以前更明晰了，从不建会的平台企业终于有了工会主席，“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的空白点越来越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愁盼”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中国工会加快行动的同时，各个政府部门分别推出一系列制度措施，全力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保护伞”—网络餐饮平台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不得通过算法等手段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网约车平台企业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外卖配送员将获得政府主导的职业伤害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的基本权利。

无论互联网如何改变就业形式和劳动关系，平等的就业、良好的工作条件、相同的社会保障，都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互联网技术不能被无所限制地滥用，资本不能冷酷无情地把人变成奔跑的机器。

2021年，这个冬天的温暖和关爱，将会一直传递下去。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明天，幸福而美好。